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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在京发布
2017-05-22 19:29:38     

    1、2016-2017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走势评析与展望

   2017年5月22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7年《区域蓝皮书》新闻发布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有关领导介绍了皮书出版的相关情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蓝皮书主编赵弘研究员代表课题组发布了《区域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区域经济研究专家与区域蓝皮书课题组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指出——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五大新态势。(1)区域经济增长继续保持“西快东慢”态势。区域经济增长格局仍延续“西快东慢”的态势,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从2006年的16.9%下降到2015年的8.0%,2016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到7.6%;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在2013年之前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5年分别降为8.2%、8.6%,2016年上半年降为7.8%、8.0%;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更为明显,从2006年的15.2%下降到2015年的4.5%,2016年上半年进一步降为2.2%,下降幅度最大。区域板块内部呈现加速分化态势,2016年上半年,有23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其中,重庆、西藏以10.6%的增速位列第一,而辽宁、山西增速排名垫底。(2)新兴产业日益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2010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为1.64万亿元,占GDP比重为4%,2015年增长到5.41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8%;新兴产业引领支撑优势凸现,高技术产业投资带动作用突出。区域间新兴产业两极分化态势也逐渐加速,经济发达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向高端领域拓展延伸,在地区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了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3)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2016年,我国多个省市相继制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综合方案与专项方案,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进行了安排部署,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取得了初步成效。四大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各有侧重,其中,东北地区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在房地产“去库存”,钢铁、煤炭传统产业“去产能”,优化企事业机构软环境“补短板”等方面进展顺利;东部地区供给侧改革以新兴产业培育与创新驱动为要点,在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改革初显活力;中西部地区以产业升级为要点,以去产能为突破口,持续推进供给侧改革,推进产业向低耗能、低污染、高效率的方向发展。(4)区域创新能力建设步伐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加速推进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创业资源集聚区域,在国家双创政策的引导下,加速构建创业创新生态。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成为区域经济转型的新动力。3D打印、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迅速,互联网金融、移动医疗、互联网教育等新业态加速发展,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持续发展。(5)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逐渐显现。①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更趋优化。到2016年底,国务院共批复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18个国家级新区。这些获批的国家级新区在我国区域的分布为:东部地区七个、中部地区两个、西部地区六个、东北地区三个。国家级新区经济发展总体实力持续增强,空间布局更趋优化,全方位开放格局加快形成,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对各区域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②国家级新区成为所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大多数新区成立后,GDP呈快速增长趋势。如上海浦东新区1993年的GDP总量为164亿元,2015年的GDP总量达到了7200亿元,是1993年的43倍。天津滨海新区1994年GDP总量仅112.4亿元,到2015年达9300亿元,是1994年的86倍。国家级新区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如天津滨海新区GDP占天津的比重达56.2%。同时,国家级新区也成为区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2015年浦东新区实现税收收入2658.1亿元,占上海市税收总量(不含证交印花税)的26.9%。

   《报告》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困难和挑战。(1)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面临重要挑战。2016年,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改革仍面临重要挑战。例如,煤炭与钢铁行业在长期经营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和庞大的企业规模,去产能过程中关闭企业势必对地方政府税收、居民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企业职工安置不当容易激化矛盾,急需出台相应的配套保障措施;中西部地区及三四线城市的经济发展较依赖于土地财政,本地购房内需不足、外需不确定性明显,去库存改革成效不够显著,有待于农民落户、就业、教育等配套政策的进一步完善;降成本作为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作,在降低融资成本、税负成本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需逐步建立健全降成本的长效监管机制。(2)区域发展的创新驱动力仍有待加强。创新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动力引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但在区域发展中,仍然有一些深层次矛盾制约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首先,创新和区域产业转型结合不紧密。一些区域的传统制造业在一段时期内仍是区域的主导产业,亟待进行结构调整、技术升级,但现有的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和提升作用并不明显,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步履艰难。其次,区域创新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目前,许多区域高新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弱,高新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大多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企业的创新意愿不强,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偏低,远低于 8%的国际水平。(3) “老少边穷”、“东北地区”等特定区域问题突出。第一,“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贫困问题,仍然是“老少边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短板”。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有:贫困群体绝对规模仍然较大;贫困群体自身脱贫制约因素明显;贫困群体所在区域自然环境较为恶劣;扶贫开发工作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有效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贫困地区基础社会公共服务水平较发达地区的相对差距依然在扩大。第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大。主要原因有:既有的重化工依赖发展路径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易受到市场需求变化的冲击;重复性低效投资,导致经济增长缺乏内生性支撑和产生新的支撑点;区域创新机制与制度建设有待进一步探索,区域经济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较低;在政策操作过程中,相关产业扶持政策侧重于重化工业,对于现代服务业的扶持力度不够;国际贸易状态恶化,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乏力;制度环境与政策环境的相对落后,大大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4)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制约区域协调发展。当前,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已成为我国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的主要体现。一方面,我国长期形成的公共服务二元结构政策导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方面差距过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滞后,另一方面,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现出东部高、中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空间格局,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公共服务落差较大导致城乡及区域之间在要素配置方面的竞争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能力和区域之间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形成区域之间的社会矛盾。

   《报告》对2017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展望。(1)区域经济增长将呈现持续分化态势。2017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速将保持进一步趋缓的态势,但回落速度将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相对均衡发展态势将逐渐增强,区域发展差距将进一步保持“相对差距逐渐缩小、绝对差距扩速放缓”的态势。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明显加快,未来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更多地的依赖人力资本与科学技术,区域经济增长将朝着创新驱动的方向转变。(2)不同层次增长极构筑形成多点支撑的区域空间增长格局。2017年,中国区域经济将呈现多点多极支撑发展的增长格局,经济发展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新的产业空间、城镇空间和交通空间的空间耦合和空间协同不断加强,空间结构由极核型向分散型不断演进,有望形成多点多级竞相发展的新格局。以四大板块、三个支撑带为核心的空间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增强。随着经济联系的加强,城市已经不可能脱离所处的城市群而独立发展,需要组团形成城市群参与全球竞争。城市群将成为打破非均衡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载体,成为区域增长的核心支点。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国家级新区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带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将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引擎新示范。(3)区域经济开放度将进一步扩大。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我国各地区将紧抓战略机遇,发挥区域优势,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开放意识和开放水平将不断提高。沿边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沿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全面开放战略的实施,沿边地区开放程度将不断提高。开放型新经济体制试验地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将会不断破解制约开放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加快在全国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4)国内区域合作更加深化,合作模式多样化。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重点区域的合作日趋深化。2017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阶段性目标: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进展,在符合协同发展目标且现实急需、具备条件、取得共识的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深化改革、创新驱动、试点示范有序推进,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长江经济带在生态文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作用进一步凸显,形成“一轴、两翼、三极、多点”新格局,通过构建跨区域协调合作平台,推进沿线地区的生态、经济、交通、产业、信息等方面的合作共享。2017年以城市群、重点经济区等为重要载体的区域合作不断深化,以高铁、港口等为纽带探索区域合作新模式将不断涌现。(5)协同创新成为区域经济创新的主要形式。推动区域协同创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完善政策互动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市场开放机制三个协同创新机制。在完善政策互动机制和市场开放机制的基础上,实现创新要素共享,建立起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整合与协调机制。第二,建设创新资源平台、创新攻关平台、创新成果平台等三类协同创新平台。通过建设创新资源平台、创新攻关平台、创新成果平台等三类协同创新平台,能够为区域内各个创新主体,实现创新知识共享,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创新活动协同推进。第三,实施高端产业培育工程、传统产业提升工程、生态安全工程、服务民生工程四个协同创新工程。以高端产业培育工程和传统产业提升工程为产业支撑,推动区域经济创新;以生态安全工程、服务民生工程为保障工程,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创新。

  (以上详细内容可参见《区域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p001-p03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2、京津冀区域规划建设“微中心”,集中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

   2017年5月22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7年《区域蓝皮书》新闻发布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有关领导介绍了皮书出版的相关情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蓝皮书主编赵弘研究员代表课题组发布了《区域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区域经济研究专家与区域蓝皮书课题组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主编赵弘在《在京津冀区域规划建设“微中心”,集中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思考与建议》中指出——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是要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大城市病”。东京、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都是通过在中心城外围建设“副中心”、“新城”、“卫星城”、“业务核都市”等来实现城市功能的分散化布局。借鉴国际大都市发展经验,北京治理城市病也必须跳出北京,站在更大空间范围内,通过非首都功能疏解,实现城市功能的分散布局。

   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两项重大战略决策,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对于优化北京都市圈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雄安新区的建设,将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问题,而且能够打造河北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带动冀中南乃至整个河北发展,进而支撑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雄安新区要高标准规划建设,不是所有的非首都功能都要承接,要重点承接北京疏解的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集中承载地和“微中心”,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雄安新区首要任务就是要打造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从进一步完善首都圈空间格局角度,落实规划纲要提出的“微中心”建设,打造若干个承担养老、专业医疗、产业化等特色功能的“微中心”,是集中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有益补充。那么什么是“微中心”?如何选址?如何规划建设?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现实课题。

   在京津冀区域规划建设“微中心”必须摒弃三地行政区划的限制,进行统筹规划与推进建设,全面增强“微中心”对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疏解的吸引力。具体来说,要着重研究和解决好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一)科学选址、聚焦重点,打造“微中心”试点示范。

   充分结合京津冀发展现状,立足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现实需求,研究认为“微中心”的选址区域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微中心”与北京中心城要保持合适的空间距离,建议在40~100公里范围内,以满足“微中心”与中心城之间“一小时通勤圈”的需求;二是“微中心”的规模要适中,具有集聚增量资源的可开发利用的空间余量,建议规模面积20~30平方公里,人口规模控制在20万以内;三是“微中心”的选址区域要具有发达的交通条件,近期能通过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高速公路等与北京中心城区实现便捷的联系,远期最好具备规划建设专用市郊铁路的条件与可行性;四是“微中心”的选址区域要有较好的特色产业基础与发展潜力,且与北京有较紧密的产业联系。建议选择在那些特色产业基础较好,或者已经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重大项目的区域,优先考虑规划建设“微中心”。

   我们认为“微中心”建设要分阶段、有重点的推进。近期,在京津冀区域规划建设的“微中心”数量不宜过多,建议近期规划5~6个重点“微中心”集中打造,尽快形成设施完备、特色鲜明、产城融合、专业化发展的非首都功能集中承接地。远期,可结合京津冀整体空间格局的优化以及城市群内优势产业链发展的需要,规划建设第二批乃至第三批“微中心”,最终形成以北京为核心、多个区域性 中心城市和特色功能的“微中心”共同簇拥下的京津冀大都市圈格局。

   (二)做好顶层设计,高标准编制“微中心”建设规划。

   “微中心”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接地、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其规划建设必须遵循内在发展规律,做好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一是坚持高标准规划先行,高水平编制好“京津冀区域重点‘微中心’建设规划”。二是建立健全“微中心”规划建设的协调推进机制。在京津冀区域规划建设“微中心”要借鉴日本等国外经验,建议由京津冀三地政府及国家住建部、国土部等相关部门,共同研究、联合成立京津冀区域“微中心”建设推进委员会,统筹指导“微中心”的开发建设、运行和管理工作。

   (三)加快基础与配套设施建设,提升“微中心”综合承载力

   一是打造以市郊铁路为重点的“1小时通勤圈”。努力形成以市郊铁路为重点,以高速公路和城乡主干道为支撑的交通网络,构筑起“微中心”与北京中心城区高效便捷的“1小时通勤圈”。同时,还要适度超前规划建设“微中心”的水、电、气、热及信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微中心”运行保障能力。二是重点推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酒店、会议等商务设施建设。

   (四)探索体制机制与政策创新,健全“微中心”建设保障体系。

   一是争取国家和三地政府的支持,加大对“微中心”建设用地指标的倾斜,优先满足非首都功能疏解重大项目的用地需求。二是研究制订“加快京津冀区域重点‘微中心’开发建设的意见”,力争从土地、资金、公共服务等多方面,对“微中心”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比如,对疏解类项目主体给予成本补偿、经营过渡期资金补偿等支持;设立“京津冀区域重点‘微中心’投资建设基金”,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非首都功能疏解类重点项目建设。三是探索建立以“微中心”为基本规划实施单元进行区域统筹的新机制,比如实施“微中心”集中建设区与城乡结合部、旧村改造“一体化”方案,努力实现职住平衡、产城融合。最后,还要积极引入和尝试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充分发挥国内知名特色产业投资运营商、综合服务运营商的积极性,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私营企业等与政府部门进行合作,共同推进“微中心”开发建设。

   (以上详细内容可参见《区域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p063-p07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3、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与模式创新

   2017年5月22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7年《区域蓝皮书》新闻发布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有关领导介绍了皮书出版的相关情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蓝皮书主编赵弘研究员代表课题组发布了《区域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区域经济研究专家与区域蓝皮书课题组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参与作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邓丽姝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模式研究》中指出——  

   产业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京津冀在深入推进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已经或正在形成行之有效的产业协同发展模式。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要模式按照组织形式可划分为整体搬迁模式、总部经济模式、产业扩张模式、产业链整合模式、科技成果产业化模式、产业联盟合作模式。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建立在产业梯度转移与承接基础上。在推进产业梯度转移与承接过程中,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整体搬迁模式、总部经济模式和产业扩张模式。整体搬迁模式将与首都功能定位和要素禀赋特征不相符的产业由北京整体搬迁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天津和河北,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是京津冀产业梯度转移的主体模式。总部经济模式是大型企业将功能链的总部环节设在北京,将生产和制造环节设在天津、河北,在区域优化布局以实现最优收益;是京津冀较为成熟的产业对接协作模式。产业扩张模式是北京向天津、河北进行产业扩张和产业衍生,促进津冀相关产业发展;是对传统产业梯度转移方式的发展与升华。

   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相匹配,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正由传统的梯度转移向更高层次的产业协同创新跃升。产业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围绕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地位实现更高水平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必将带动形成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目前京津冀已开展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探索,这成为进一步推进产业协同发展的突破口。京津冀应创新模式,促进产业协同向创新驱动转变。产业链整合模式、科技成果产业化模式、产业联盟合作模式可以成为下一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的重要模式。其中,产业链整合模式是京津冀三地分工合作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北京以产业链为纽带向区域延伸产业创新能力,带动天津、河北以产业链环节为切入点联动发展,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主导产业集群。科技成果产业化模式是北京的科技成果在天津、河北进行中试、孵化和产业化,整合北京科技创新优势、天津研发转化优势和河北产业化优势,促进区域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耦合与对接,实现区域新兴产业发展与优势产业升级。产业联盟合作模式是通过建设区域产业联盟整合产学研各类创新主体,以产学研合作为主导贯通区域创新链,加强京津冀重点领域的产业协同创新。

   京津冀优化以上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实施效果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

   一是降低区域产业协同的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完善京津冀以轨道交通为主的快速交通条件,加快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对接协作的配套环境。加强津冀商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建设生产性服务业网络,降低区域关联企业的内部管理协调成本和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二是缩小北京与河北的公共服务落差。加快提升河北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服务水平,补齐河北公共服务短板。加强企业、园区、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创新跨地区尤其北京向河北转移人员的公共服务管理机制。三是加快区域统一市场建设。促进京津冀产权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协调发展,打造区域统一生产要素市场,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区域产业管理政策协调统一。四是创新区域产业功能区协作体制机制。统筹京津冀三地产业功能区发展规划和政策,打造园区链。以园区为试点,探索创新利益共享机制、产业链对接机制等产业协作机制。发挥重点功能区的制度示范效应。

   (以上详细内容可参见《区域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p90-p1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4、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2017年5月22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7年《区域蓝皮书》新闻发布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有关领导介绍了皮书出版的相关情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蓝皮书主编赵弘研究员代表课题组发布了《区域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区域经济研究专家与区域蓝皮书课题组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参与作者、华南农业大学杨文越等在《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中指出——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重大战略的提出,以及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相关政策的出台,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着良好的转型发展契机。我国分别在2008年、2009年、2012年共筛选了69座资源枯竭城市,其中东北地区参与转型试点的城市一共20座,大部分试点城市已摆脱资源依赖的发展路径。如辽宁省阜新市基本形成了以液压产业、煤化工、农产品加工等为重点的工业体系,以粮油、果品、设施农业和畜牧业四大产业为重点的农业体系,以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电子商务等为重点的服务业体系;黑龙江省伊春市基本形成了以生产山野食品、北药、乳制品、肉制品等特色农副产品为重点的农业体系,以冶金、化工建材、森林食品和北药加工、木材精深为重点的工业体系,以生态旅游为重点的服务业体系。但是,据区域蓝皮书课题组调查发现,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仍然存在环境污染现象严重、产业转型资金不足、缺乏完整产业链、非资源型技术人才匮乏等问题。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区域蓝皮书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首先,推进不同地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打破省与省之间的封闭性,加强地域间的合作,统筹规划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其次,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加强与俄罗斯、日本、韩国的贸易交流,并输出东北地区富余产能。最后,实施更加开放的投资贸易政策,鼓励外资企业入驻,实现高端产业转移,特殊项目可申请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连接国内国外两大市场。

    第二,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文明建设。首先,继续开展节能减排工作,推广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因地制宜的设计节能建筑,注重风电、太阳能、潮汐能等新能源的利用发展低碳产业。其次,全面开展生态恢复工作,建设生态保护区,并加强污染防治工作,把土地沙化、水域污染等环境问题作为重点项目治理。最后,构建循环产业体系,在农业生产方面,建议结合种植业和养殖业,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在具备区域位置优势的地区,还可发展农业观光旅游业;在工业生产方面,引导企业向循环产业园聚集,打造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业带。

    第三,设立转型专项基金,保障资金分配的公平。一方面,政府提供相应的保障制度,通过直接给予资金资助和间接的免税优惠政策帮助企业转型改造,设立转型专项基金用于发展接续产业及处理传统产业遗留问题。另一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实施特殊贷款,对转型企业及其员工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保证顺利度过转型期。获得转型基金的企业,应全面接受政府及人民的监督观察,定期接受发展绩效及成果的评估与重审,以保证基金投入的有效性。

第四,打造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三大产业协调发展。一是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建设现代科技产业基地,引进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等作为接续产业。二是改造传统产业,重点支持原支柱产业的改造升级,推动优势支柱产业集群发展,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三是发展壮大现代服务业,壮大物流园区规模,提速发展金融服务业,扩大旅游业的影响力度。

第五,引入高新技术人才,实施技术创新战略。一是建立高等教育体系,培养高层次人才,在东北地区的高校设立相关专业,培养市场所需人才。二是注重对在职员工的转型培养,鼓励企业设定完善的培养计划,自主进行对转型所需人才的培养。三是开启产学研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即企业与学校或科研院所合作,学生一半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一半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践,培养具备综合素质的优秀人才。

(以上详细内容可参见《区域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p243-p26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5、珠三角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面临瓶颈问题,亟待采取措施促进协调发展

2017年5月22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7年《区域蓝皮书》新闻发布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有关领导介绍了皮书出版的相关情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蓝皮书主编赵弘研究员代表课题组发布了《区域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区域经济研究专家与区域蓝皮书课题组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参与作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向晓梅、吴伟萍在《珠三角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面临的瓶颈及应对策略》中指出—— 

 

广东近年来在产业发展及环境保护方面成效较为明显,但从整体上看,珠三角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仍有待加快,受到环境污染的“历史旧账”和“发展新账”的双重压迫,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尖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随着产业规模扩张而持续增加,环境污染压力巨大;主要耗能行业仍集聚于珠三角地区,节能降耗水平有待提升;传统污染密集型行业导致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为严重,环境风险高;产业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土地资源约束趋紧。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产业层次偏低及产业创新驱动力不足,导致粗放型发展模式未能根本转变;工业重型化趋势有所加强,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产业布局欠缺合理规划,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待提升;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偏低,环保投入机制及激励机制尚不健全。

针对这一问题,区域蓝皮书提出以下建议,促进珠三角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

首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培育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珠三角要加快研究绿色产业发展促进政策,着手制定绿色低碳产业指导目录,努力实现增长与低碳双赢。深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大力发展节能节地、减污增效的新兴互联网产业,优先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珠三角制造业“智慧”转型,大力发展工业控制芯片、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制造。同时,珠三角要注意把握发展重化工业的“适度性”,一方面要持续关注工业重型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注重用高新技术对钢铁、石化等高能耗高污染型产业进行改造,提升技术附加值,加强重化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轻型结构的高新技术产业及高加工度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提高重工业的技术密集度。

其次,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手段,构建生态文明取向的环保机制。应完善珠三角环保一体化机制,探索建立重大决策、项目可持续发展评价机制,建立完善新开工项目的环评审批问责制。抓紧制定环境负面清单,加强对重点耗能企业和污染源的日常监督检查,加大违法处罚力度。在深圳、珠海、中山等城市率先开展资源环境承载力动态监测预警试点,逐步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定期评价和报告机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作用,大力推进第三方治理和监测社会化。提高环境公用设施的投资运营市场化水平,鼓励在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中引入第三方来进行整体式设计、模块化建设、一体化运营。建议工业园区采用委托治理、委托运营等模式,通过引入环保专业服务公司,对园区污染进行集中式、循环化治理。推进电力、钢铁、电镀、印制线路板、印染、化工等重污染行业企业第三方治理。积极发展绿色金融,鼓励金融机构加大绿色信贷发放力度,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融资。

第三,以生态理念优化产业布局,加快生态园区的规划和建设。应把生态优先、资源集约节约的理念和主要指标融入到珠三角的区域产业布局规划中,执行严格的生态空间红线控制,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保护力度。加强新建工业园区以及新建项目的选址论证工作。加强生态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逐步将现有工业园区升级改造为生态产业园,努力形成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生态产业链。结合“三旧”改造,挖掘、整合存量土地资源,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尽快迁移,为先进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发展空间。加强对工业园区、专业镇、特色产业基地集约化发展水平的考核。

第四,加强对高耗能、高污染重点行业的整治,倒逼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珠三角应加强环境监管,按照循环经济理念,提高传统产业准入门槛,推动传统产业由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以产业绿色化和高端化为导向,运用互联网等高新技术手段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结合珠三角产业结构现状,制定产业负面清单,提高对行业准入的标准。研究制订对落后工艺和产品强制淘汰的分地区、分年度的具体工作方案,并督促严格执行。建立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对于需要搬迁或关停的污染耗能企业,可通过资产重组、土地置换等手段,妥善处理员工安置、新产业项目引进等问题。

(以上详细内容可参见《区域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p170-p18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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