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后留学：“第三条道路”折射职教困境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张洽棠

    一年一度的中考即将到来，普通高中或者职业学校，是每个毕业生面临的重要选择，不过，目前出国留学成为了第三条道路，而且趋势越来越明显。自费出国的学生自然会带走一部分原属于国内的消费，那为何他们要选择花费重金留学呢？
    相关受访专家表示，选择留学是因为对国内教育不满意，尤其是目前的职业教育，社会声誉和就业质量都不高，而适当地借鉴德国早期分流和职业教育的经验，对于国内教育发展是有一定裨益的，也会长期利于部分教育消费的回流。

第三条道路

    李某是北京一所普通初中的初三毕业生，平时成绩不佳，正常发挥的话只能选择去职业学校就读。不过，面临即将到来的中考，他却表现得异常淡定，“反正考不上高中，只能去上职校，还不如出国留学，能见见世面，不管怎样都比去职校、以后当工人强多了。”
    每年的中考对于初中毕业生是一次分流，在过去，如果还想继续学习，那么只有普高与中职两条路可走。以2014年北京市的中考为例，参加中招的各类高级中等学校398所，计划招生84299人，共录取考生67764人，其中普通高中52072人，中专、技校、职业高中和五年制高职院校等职技类学校15692人。普高为中职人数的3.31倍。
    而现在，留学成了“第三条道路”。无论是可以就读普通高中的，还是不能就读普通高中的，大家都对出国留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据《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显示，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中国留学发展正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从2009年起，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直线上升，2011年，中国超过韩国，成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来源国。2011年，有将近24000名中国留学生就读美国高中，占当年赴美中国留学生总数的15%。另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数据，2013年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已超过3万人，占2013年美国高中留学生总数的将近一半(46%)。
    对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赴海外读高中，报告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家庭收入逐年增加，有经济能力支付低龄子女赴美留学的费用。国内教育成本特别是隐性成本数量的增加，已经足以填平本土教育支出和留学支出之间的沟壑。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展缓慢，许多家长和学生对国内高等教育现状不满，这直接导致出国读本科的人数不断增加，并进一步向基础教育阶段渗透，这导致了出国留学的高中生人数也在增加。
    选择赴海外读高中主要分两类人，第一类是报告关注的重点，即主动选择去留学的人群，而第二类则是“被迫”选择留学，出于各种原因是“沉默的少数”，但他们的选择可以折射出中国当前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弊病。

为何弃职校去留学

    职业教育是为社会培育合格技工人才的，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其制造业需求是极其旺盛的。据统计，目前在“按行业分租的需求人数”排序中，制造业高居榜首，占各行业总需求人数的30.0%，紧跟其后的是批发和零售业，占16.2%。而另一方面，企业对于技工上的缺口极大，各地频发的用工荒中，相当一部分是技工，尤其是熟练技工的缺乏。
    然而，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差强人意。据上海一项面对13所中、高职业学校的学生问卷调查，面对“选择就读职业学校的原因”时，中职学生有72.2%的回答是“未能考上普高”，20.7%的回答是“可以尽早就业”，而面对“选择当前所在学校的原因”时，中职生回答“就业情况好”的占28%，回答“升学率高”的占21.5%。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表示，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职业学校的绝大部分学生不是心甘情愿，而是被动来到这里的。即使已经进入了职业学校，仍有大比例的学生心存升学的念头，说明目前的职业学校对学生没有吸引力。
    为何大家不愿意去职校呢？郑也夫表示，因为上了普通高中才能
考大学，而目前大学文凭依然捆绑了太多的好处，例如城市户口，五六十年代的技校之所以吸引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毕业生可以在城市落户与就业，而今天就很难了；大家不愿去职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声誉低，建设良好的职业教育，需要职校学生有内在的动力，这取决于他们可以期待的前途，例如技工们不错的收入，其中佼佼者享有很好的内外声誉等。
    除此以外，目前职业教育被人诟病的还有学不到真本领。据广州的一个课题组对制造业企业中已经工作了3年以上的2502名职校毕业生做了问卷调查，对制造业专业课程有效性的评价中，25.06%毕业生认为职业院校缺乏实验、实训设备，20.67%认为专业教学与职业岗位工作过程相去甚远，15.56%认为课程内容针对性不强、盲目、陈旧，等等。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职校教育目前依然面临很大的歧视，包括公务员招聘、用人单位考核时都有学历歧视，而且职校教育的整体课程设置难以培养出优秀的技工人才，这是一个深层次教育改革的问题。
    这也从侧面部分反映了当前“被迫”低龄留学热的原因，对于这部分没有考上普通高中的学生而言，上职校不是一个满意的选择，社会与家庭的评价体系又迫使自己学习深造，因此，低龄留学也是“曲线救国”的方式了。

德国早期分流经验可借鉴

    低龄海外留学生一般以自费留学为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表示，其学费和日常消费对所在高校以及当地经济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国际留学生及其家庭对美国经济的贡献额高达247亿美元（增幅为10%），为美国劳动力市场直接或间接提供了31.3万个工作岗位（增幅为6%）。
    仅就“被迫”低龄留学生而言，他们带走的消费是可以期待部分回流的，而前提则是国内的职业教育具备吸引大家的能力。这点上，我们可以借鉴德国教育的早期分流经验。
    德国小学共4年，4年后学生们分流到3种不同类型的中学，主体中学、实科中学和文科中学。主体中学相当于我国的职业中学，大部分学生毕业后接受职业培训，没有主体中学的毕业证书很难找到职业培训岗位，而在德国没有经过职业培训是不能上岗的；文科中学则相当于我国的普通中学，通过文科中学毕业考试者有一半以上比例者可直升大学；而实科中学则位于两者之间，既可毕业后接受职业教育，对于成绩优异者也可以转入文科中学。随着教育的演化，3种不同类型的学校之间也有了一些制度化的转轨通道。
    “双元制”是德国职业教育的特征和精髓，郑也夫表示，单纯由学校提供的职业教育与社会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而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由职业学校、企业、企业协会共同制定并实施培训计划，还共同决定就业市场上某种职业的某种技能要求。通常学生每周在学校上一两天课，在企业接受职业培训三四天，而且在工厂期间会在专门设置的“训练车间”或“培训角”接受培训，避免车间自身生产的过程对培训的干扰。
    以上精致的职业教育最终给予学生的好处是就业的便利。郑也夫表示，其职业教育文凭的有效、通用及不可缺少，是德国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核心。
    对于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郑也夫表示，最核心的是校企结合的推行，其根本是企业在合作中“有利可图”。中国政府目前在职业教育上，还没有向企业投入的政策出台，而德国自2008年夏季始，联邦政府提供职业教育补贴资金，企业
每增加一个职业教育的学
习位置，将由政
府给予4000~6000欧元的资助，联邦政府为该政策提供4.5亿欧元。
    有了资金的基本保证，社会和政府才有了呼吁企业支持职业教育的前提，企业才有了考虑进入职教的基础，郑也夫表示，企业可以从自己直接培养的人才中捞取第一桶金，雇佣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即便后期出现了人才流动，因为培训费用不是企业出的，故尚在承受范围之内，此机制可以继续运转。
    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企业会提前在学校预定学生成为未来的工人，加上相关制度完善，因此校企合作是水到渠成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郭建如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校企合作的前景取决于财税政策和人口红利，前者从如何有效激励企业的角度出发，而如果后者的下降速度很快，企业不得不自行培养人才，这样则会存在一定的“倒逼”效果。
    不过，德国成功的职业教育并不是简单借鉴就能成功。郭建如表示，德国职教与其整体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保障福利很高，社会行业间工资差异不大，因此学生选择职校或者普通教育，未来的收入差距远小于目前中国的情况，学生可以根据兴趣和禀赋选择。
    熊丙奇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相比较于分流，德国更加值得学习的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包括促进学校去行政化，落实扩大学校自主办学权，强化学校自主办学特色等，而政府部门应该只负责教育公平。德国的分流是依靠教育自身来选择的，而非政府强制，其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平等竞争且互相流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