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贺铨院士：中国制造2025未来还要向德美学习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王晓涛

    美国的工业互联网计划和德国的工业4.0在具体操作上存在一些差异，外界许多人认为，中国在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时，更多是在参考、学习德国的模式。10月15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工业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先生做出了正面回答。他说：“德国工业4.0比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和中国的“互联网+”都要早，在研究中国制造2025的时候，中国工程院曾组团到德国西门子等公司学习德国的工业4.0，所以在中国制造2025的制订过程当中是参考了德国工业4.0的，但是毕竟中德的起步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学习工业4.0的同时，实际上考虑了中国的国情。中国制造2025未来的实践还是要继续向德国、美国等国家学习。”

“互联网+”是根据国情提出的

    邬贺铨强调，中国既学习了美国提出的工业互联网，也学习了德国的工业4.0，不太好说中国制造2025更偏向于工业4.0。“我认为工业4.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有点区别，德国工业4.0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通过更深度的融合，他们提的CPS（物联信息系统）可以使得整个过程和新流程联网，当然是以智能工厂为核心，然后包括产业链的上下游。而美国的工业互联网从大方向上也是一样的，当然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可能更注重发挥大数据、软件、传感器的作用，希望产业链更宽一些。”他说。
    邬贺铨表示，从共性来讲，都是信息技术发展到了今天，大数据、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渗透到生产制造环节的结果，另外一个角度是经济发展的需求，面临经济下行，各国都想重振制造业。中国提出了“互联网+”，“互联网+”和它们虽然在共性的技术方向上是一样的，但是“互联网+”和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有三点不同：一是美国和德国都完成了工业化，而中国处在工业化过程当中，还有不少企业处在2.0、3.0的阶段。二是覆盖的范围不一样，中国的消费型互联网发展的不错，但是整个商业体系还不够完备，未来商业互联网还有发展的空间，所以“互联网+”也包括了消费型互联网，因此“互联网+”的范畴比美德两国都要宽一点，虽然“互联网+”的重点也是产业，但是实际上不限于产业。三是“互联网+”实际上还希望打造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平台，希望借此驱动改革，借此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所以我们不是偏重工业4.0，也不是模仿工业互联网，而是中国的国情导致我们提出了‘互联网+’。”他说。

中国要学习的不只是技术

    在关于中国工业发展进程的探讨中，有人觉得中国的企业现在很多都停留在3.0或2.0，还没有进入3.0，因此4.0是很难实现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差距明显的中国和德国又如何进行合作呢？
    对此，邬贺铨强调，中国提“互联网+”，不是说到了3.0才能往4.0走，哪怕企业只是在2.0的阶段，互联网本身的技术、思维都是可以用到这些企业上的，当然更希望未来企业随着技术进步，从自动化、智能化的层次提高，但不要以为只有到了3.0才能走“互联网+”。他说：“中德两国制造业之间的合作，并不是简单地把德国的4.0技术搬到中国来，技术合作固然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更重要的是德国本身制造业技术雄厚，质量领先的思想比较牢固，品牌意识比较强，管理比较严谨，对技师和工匠的培育、尊重程度也比中国高，这都值得中国学习，因此在合作的领域上应该是很多的。”
    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院士赫尔茨克先生的发言则消除了许多人的误读，他说：“其实德国也有2.5、3.0的工业，因此德国和中国应该是非常类似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当中，如果说企业处在2.0，可能不一定考虑4.0，因为企业并不需要做这样一种全部的转换。”

政府企业各行其事

    在制造产业的大军中，中小企业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那么，他们又该如何应对制造产业的升级呢？
    据赫尔茨克介绍，在德国，大部分企业都是中小企业，例如在汽车制造产业，很多中小企业都处于大汽车企业的供应链中，这些企业都需要使用相同的软件去针对自己的客户。未来在工业4.0阶段会发生一些变化，由于软件会变得非常便宜，因此这些中小企业可以使用更多的软件参与市场竞争，而不需要绑定在一个客户上，不必再像以前那样非要为某一个品牌服务。
    邬贺铨表示，无论是中国制造2025，还是推动“互联网+”，政府就是引导，不会替代企业作为主体的职责，企业生产什么，怎么转型应该是企业的自主行为。而政府要做的，则是发现并解决那些关键的基础性的问题，如基础性共性技术不是一个企业能做的，而且本身风险可能比较大，需要政府出资、引导、扶持。此外，很多小企业不可能自己去购买成套的信息化设备、先进的软件、先进制造的装备，但是政府可以扶持一些第三方公司建立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采取低价补贴的方式提供给一些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使用，这属于竞争前的技术，因此政府支持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