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节水盼“新政”：水效评估亟待开展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陈阳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当贫乏的国家，人均占有水量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被列入世界12个贫水国家名单；在全国668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常年缺水，其中110个严重缺水。水资源紧缺已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早在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就设立水效标识进行座谈，希望通过产品标识，对终端用水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进行规范。而事实上，有专家表示，设立水效标识是从消费终端进行引导，而在另一层面上，还需要提升城市水效，这对于城市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供需矛盾解决和水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五”城市需水量更大提升水效迫在眉睫

    所谓“城市水效”，是指我国地级城市（不含所辖县镇）的社会活动用水和用水产出的比值。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宋国君在“中国城市水效管理：地方实践与启示”课题成果发布会上预测说，2020年各地级市城区人口将在2013年5.07亿的基础上增加至5.43亿，结合2020年各地级市人均综合水耗分析预测结果，发现如果“十三五”期间没有较大的政策变化影响，城市水效变化仍然持续目前的趋势，则城市总体年需水量将在“十二五”末期的基础上再增加68.98亿立方米（年均增长2.4%），达到635亿立方米。
    “这意味着在当前城市水资源利用压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未来每年还得新增各类取水，水资源利用压力将继续增大，难以承受；如果要控制城市需水量不再增加，可以通过标杆管理的方式得以实现。具体来说，如果每个城市都可以达到以2013年标杆水效为准的‘十三五’目标值，则2020年城市需水量可以不增反降。当然，还需要相应政策给予支撑。”宋国君指出。

    水价倒挂影响城市生活水效提升

    宋国君表示，我国的城市水效在近年显著提升，其中工业提升最为突出，2013年水效提升最为明显。总体来看，这些年随着城市社会水效的逐步提高，节水的空间正在逐步变小，尤其是生活节水已渐入瓶颈期，但生产水效进一步提升还存在一定空间。
    以北京市为例，21世纪以来，北京市先后对水价进行了9次调整。总的做法是针对不同的用水对象和用途，实行不同的调整幅度：对居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小幅调整，对工商业用水价格调整高于居民生活用水，对服务业用水进行较大幅度调整。北京居民用水现行水价为2014年5月1日调整之后的结果，实施阶梯水价，居民家庭全年用水量划分为三档。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宋国君指出，北京市的水价还有提高空间。现行的水价同居民的收入和北京市水资源短缺的现状并不适应，仍然偏低。水价不能补偿成本，造成供水企业亏损，财政补贴负担较重。
    为此，宋国君建议推行全成本水价政策，通过价格机制促进水效提升。要基于水资源在社会循环利用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成本来制订水价政策，通过全成本定价提升现有水价，更为科学合理地反映水资源的真实价值，发挥价格机制应有的作用，引导水资源合理配置，促进用水单位和个人提升节水意识，同时也为水资源管理投入、水质保障、管网改造以及流域生态的恢复提供资金保障。

    建议建立城市水效评估与标杆管理制度

    宋国君认为，城市作为水资源管理的基本单元，是水效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落实的关键点位，因此首先要做好城市水效评估，摸清城市水效管理问题存在、同时制订合理的节水管理目标。在这其中，标杆是城市水效评估的重要方法和工具。因此，如何将标杆管理思想引入到水效评估当中，建立水效标杆体系，实现对单个城市水效的评估，是完善目前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中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红线”管理的重点内容。
    未来如何建立城市水效评估与标杆管理制度？宋国君指出，首先要进一步公开城市供水企业方面的数据和信息。“城市政府要进一步公布更为具体的供、用水单位实体关于水的生产、消耗的数据信息，如城市内部的供水企业、各类工业行业与企业、居民社区、机关单位等的供水量、漏损量、消耗量、产销率等的水耗相关数据，用以辅助评估者识别和诊断出城市水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另外，还需建立城市水效标杆和评估信息发布机制。“城市水效评估是充分提高城市水资源管理信息公开的重要手段，是对政府节水管理绩效的评价、问题识别的过程，以及决策科学化的有效途径，也为水效落后的城市向先进城市寻求节水管理‘真经’提供正确方向。”宋国君认为。
    最后，制订城市水效标杆管理方案实施导则。宋国君指出，城市水效评估的最终目标是为城市政府进行水效标杆管理行动提供合作伙伴城市的选择范围，进而展开城市水效标杆管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