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要增数量降成本 更要优化市场配置

作者: 吕昱江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吕昱江

    近期,多地宣布下调社保费率,引发广泛关注,而我国工资水平算不算高的问题又重新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实际上,我国工资涨得较快,但总体水平并不高。应对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扩大劳动力供给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在长期内,要提高工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劳动力市场上的高效匹配。

工资涨得快但并不算高

    中国现在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的名义工资在最近10年上升了3.5倍。最近,有研究机构做的一项比较中美两国工资的研究显示,中国指标相对美国的指标2003年只有0.3左右,现在差不多上升到0.96。也就是说,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基本上跟美国持平了。换句话说,两国生产的一块钱的东西所花的工资成本是一样的,中国曾经比美国便宜70%,现在只比美国便宜4%。
    尽管如此,许多学者包括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大师纷纷指出,中国的工资其实并不算高。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教授就认为中国的工资实在还是太低。
    近日,皮萨里德斯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与大师对话”系列活动的一场论坛上,向与会人员指出,现在工资在其他国家是占到GDP的60%左右,但是在中国只是占到40%~50%左右。
    至于我国工资水平为什么不高,皮萨里德斯等经济学家认为是由于中国劳动力的生产率比较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劳动力的单位产出只是美国的单位产出的5%左右,在经过多年的发展及增长之后,现在达到了25%左右,但是仍然有很大差距,同欧洲的差距也不小。
    中国工资水平仍然较低,或尚未统一认识。不过,中国工资水平增长之快,确是被普遍认同的。
    “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2004~2014年10年的时间上升了40%,劳动生产率从1%变成1.5%,但是工资进步更快,从1%变到3.5%。这个在工资和生产率的赛跑当中,我们的工资赢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在同一场论坛上说道。
    目前,中国工资增长过快的原因已基本被公认为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2014年与2013年相比,我国15~64岁的人口减少了140万,2015年比2014年减少了170万,而且未来20年都是如此的趋势。要知道,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每年新增1000万劳动力,可2015年中国只新增400万劳动力。即便现在放开二孩,也只能够增加20年后的劳动力。
    不过,很多学者却也有不同的见解。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的一些专家学者指出,由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流动人口不能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就不可能把家庭带到城市中。在2亿多农民工中,只有3000万真正是举家外迁的。有相关研究报告指出,务工地与家庭生活地点的空间分离使外出务工人员难以兼顾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难以承担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等家庭职能。对由此造成的家庭效用损失,工业部门必须以更高的工资作为补偿。
    
短期:降低劳动力成本扩大劳动力供给

    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给经济着实带来了不小的影响。陈玉宇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工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美国,减弱了竞争力,中国缓慢从一个增长驱动的经济变成一个现在出口的增长速度接近于零的经济体。
    眼下,降低社保费率、将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迁入城市工业服务业部门,都是应对工资水平上升过快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近期各地新一轮降低社保费率的缩影。上海、广东、天津、浙江、福建、云南、甘肃等地陆续出台“降费”政策,一些地方还启动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合并实施,这是根据中央部署,为企业“降成本”采取的实质性举措。去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两次要求下调社保费率,涉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现在,占据社保缴费“大头”的养老和医疗保险降费率也在地方有所动作。
    另一方面,农业在中国仍然雇佣了20%的劳动力,但是在欧洲务农人口只占5%,在美国务农人口甚至只占2%。也就是说,2%的美国人生产的农产品不仅仅养活了全国人口,并且,还可以出口,而中国却需要用到20%的农业劳动力养活人口。
    众多学者因此提出,应释放出一些农业人口做别的事情。当然前提是在农业当中保证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主要是能够通过农业机械来生产。
    “为了能够实现这一点,要做的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改革目前的户口制度。户口制度越来越不被需要现在已经基本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皮萨里德斯表示,在农业部门更多地应用科技,以实现规模化生产,5%的人口也许就能够生产所有人吃的食物。就是说,可解放出15%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当中工作。
    
长期:需要一个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

    短期内设法降低劳动力成本并不是最终目的,毕竟我国的劳动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在长期,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工资水平的提升。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除了要通过向资本技术密集行业投资,从而使得劳动能够凭借更先进的技术获得更高的产出,在另一方面,就是要把一些低效的经济活动转变成为高效的经济活动,也就是把就业从低效的工种转到高效的工种。
    然而,这就不仅仅是将务农人口转向非务农人口了,受访专家指出,毕竟中国经济是要走转型升级,过去粗放型发展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农村仍然有20%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劳动,大部分需要被转移出来。但是,他们的岁数比较大,他们的技能更低,所以他们不太容易从农业部门转至新的行业。
    皮萨里德斯同时也指出,其实中国的人力资本是非常可观的。现在大学生每年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在增加,去年毕业730万人,今年会毕业750多万人,明年将毕业770多万人,后年将毕业800多万大学生,5年后就新增一个差不多英国的人口。
    中国已在从一个低技能劳动力过剩的充裕经济体变成高技能和高学历劳动力充裕的经济体,有关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1970年出生的人有3%的人上大学,1980年出生的人有将近10%的人上大学,1990年出生的人有20%的人上大学,而2000年出生的小朋友两年后高考,将会有超过50%的人上大学。
    据统计,1990年一直到2015年这25年间出生的人一共有4亿,这4亿人在未来20年都将陆续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这4亿人中,差不多2亿人受到高等教育。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经济体有这么多受到高等教育的人!
    “这听起来很美妙,但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陈玉宇指出,“中国需要一个特别有效率的、全国性的、及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来配置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尤其是这4亿的年轻而有技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他们配置的好坏,他能不能在市场力量的引导下被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部门,能够跟产业的变化相一致,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
    现在很多人说要向德国学习,要搞学徒制,要聚力中专,不要让大家都上大学了。也有很多人疑惑,中国是不是大学过剩了?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建议?
    “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能够让当地的公司在学校制定教学计划的时候更多地参与进来,不仅是在大学,而且在高中。”皮萨里德斯说,“全球市场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当地的公司需要有更多的符合需要的人才,人才流动的速度是没有资本流动的速度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当地的年轻人的培养更重要。要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可以和当地的市场进行更多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