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因高房价怀疑深圳对待高科技企业的态度

卫人

    最近，深圳市莫名其妙地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先是有媒体称华为可能要离开深圳到东莞，紧接着又有媒体报道，中兴通讯今年7月要将生产基地从深圳迁至河源。其实，对于这样的新闻噱头，笔者深不以为然。众所周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各地对招商引资项目都是望穿秋水，对重点企业和项目的服务更是贴心之至。在这样的背景氛围下，以鼓励创新闻名的深圳，又怎会因不周而致使名企华为离去呢？
    果不其然，对于“中华（中兴、华为）”外迁的传闻，深圳市政府作出正面回应，市长许勤公开澄清，“华为、中兴都不会离开深圳”。他表示，中兴、华为等企业不仅为深圳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更是深圳对口支援广东东部地区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中兴正将生产研发基地转移至位于粤东的河源市。因“中华”外迁引发的质疑旋即烟消云散。
    但耐人寻味的是，一些人在因“中华”外迁质疑深圳时，竟将矛头指向了深圳的高房价，认为房价暴涨对制造业造成了“挤出效应”。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去年5月发布的《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排行榜》显示，房价收入比位居第一的并不是北京，而是深圳，房价收入比高达20.2。过高的房价和土地成本对吸引人才和企业投资当然会有负面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将“中华”外迁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深圳的高房价却显得过于牵强。
    深圳市的崛起，主要得益于其毗邻香港，具有资本、投资和物流的多重优势，而国内的地区差异，又为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地区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深圳在发展中成为华南的中心城市之一，其流动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在国内居于前列，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其地理位置便利，促成了当地土地价格的急速攀升，从而推高了房价。但随着中西部地区近几年来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高铁、高速公路、航空等现代通讯运输方式的发展普及，珠三角地区原有的吸引资本和人力资源的优势在逐渐弱化，无论是沿海地区提出的“腾笼换鸟”，还是“民工荒”的出现，都是对这一变革趋势或主动或被动的直接反应。
    据许勤披露，“近期，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其实，就企业、资本、人力资源而言，无论是当年的拥入，还是今天的离去，都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企业综合生产成本价格将回报率低的部门向地租低的地区迁移是客观规律，无论在日本还是欧洲，在发达城市定位中，制造业都不能占据过高的比例，通过比较优势的经济规律作布局调整是企业追求经济性的表现。回顾外资进入中国的历程，大多也经历了市场部门、生产部门、区域研发中心先后进入中国沿海地区的过程。今天，类似的一幕正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上演，只是主角换成了内资企业。事实上，企业如果在偏远地区设立总部，其所需要负担的配套设施、信息服务的隐性成本将远高于地租差价。而“中华”部分基地外迁，实际上有助于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创造更高的效益。
    去年底，“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公布了2015年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上海继续保持第一，深圳超越北京，跃居第三位，直逼排名第二的香港。而在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前10排行榜上，深圳位居第一。资料显示，目前，深圳总部经济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三。
    因此，想想华大基因，想想大疆无人机，我们就不会因高房价而带着不满的情绪，去怀疑深圳对待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科技企业的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