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下的幸福感在哪里

张守营

    对房价而言，“伤害”一词本身带有情感宣泄的意味，可如今这高房价确实让太多太多人不知所措。房子越多收益越多，房子越少收益越少，没有房子就没有收益。房子本身没有错，只是现如今附着在房子上的东西太多了，没房娶不了媳妇，没房就不能在一个地方扎根，甚至，没房就不能有户口，没房孩子无法上学，没房，心里不踏实！手里有房，心里不慌！

大学生、北漂、本地人……

    就业难本身就已经让应届毕业大学生头疼不已，一二线城市动辄几百万的房子更是让应届毕业生们望而却步。祖籍湖南在中科院上班的韩先生说：“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要想在京津等一二线城市站稳脚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要牺牲3代人才能实现的。比如北京动辄几百万的一套房子让大学毕业生们心生畏惧！
“我在北京生活和工作9年，是一名北漂，没有户口，租房居住，单身一人。说实话一直在攒钱，毕竟北京楼市的价格摆在那里，如果股市盈余，最终也可能将这笔资金用于购房，所以能够下定决心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随着年龄增加，对家的归属感越发强烈，在股市中受挫使得自己格外在意积蓄的管理，犹豫再三还是决定用于购房。”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名北漂的追房记：冲个320万涨到420万父母亲自督战》道出许许多多北漂的辛酸，这些无论最终追没追到房的多少都受到了北京高房价的伤害。
    咨询机构麦肯锡去年公布的研究发现，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遇上供应有限的瓶颈，全球城市居民每年付出的住房成本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6500亿美元。
    全球一些领先城市地区正面临最严重的住房成本问题，纽约、东京和伦敦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北京、圣保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收入较低城市中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几个。
    英国住房慈善组织Shelter政策主管托比·劳埃德(Toby Lloyd)表示，要想繁荣，城市需要容纳不同收入的人群。他表示：“如果一个城市不能为护士、教师、商店员工和清洁工提供住房，最终将扼杀其经济成功。”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住房经济学教授克里斯蒂娜·怀特黑德(Christine Whitehead)表示，在发达国家，1/3的劳动者需要某种形式的住房补贴，但很多大城市的政策制定者没有跟上人口增长的需要。因此，更多的人搬到距离工作地更远的地方住，每天长距离上下班。
    高房价最终可能伤害的是一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力。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临界点，高房价的高只要还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不管有多少人抱怨，它都是一个“合理的存在”（存在即合理，黑格尔名言）！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房价可以说谁也没有伤害，但我们大家也都有可能都受到伤害，关键在于这个临界点，有些时候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专家能够看清这个临界点，但大部分时候，历史也一再证明的是，理论总是跟随在现实之后，只有泡沫破灭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临界点在这啊！时移世易，房价的临界点也会改变，历史的教训可以吸取，但不可以教条。真理越辩越明，希望关于房价的真理在不停的辩论中越来越明朗。高房价意味着高房租
    高房价往往意味着高房租。根据英国非营利性组织“全球城市商业联盟”(Global Cities Business Alliance)对全球15个城市的调查，北京房租负担排名全球首位，其平均房租是平均工资的1.2倍以上。截至3月份，北京房价今年已上涨18%。房价的飙升，加上外地户口必须在北京连续纳税5年才能购房，使租房成了北京许多年轻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唯一选择。
    根据该调查，北京房租之高几乎是排名第二的阿布扎比的两倍。
    高房租和城市发展的不均衡，延长了那些在固定场所上班的服务业员工的通勤时间。该调查发现，医院护士、小学教师和公交司机的房租是他们收入的1.1倍到1.5倍。
    北京的通勤时长也排到全球第二，平均往返时间为104分钟，第一名为墨西哥城，其平均往返时间为113分钟。
    高房价高房租还会带来一种现象。据报道，高房价让大量香港年轻夫妻选择婚后仍各自与父母同住。香港城市大学研究小组的Ji Ling将香港新一代年轻人的住房选择形容为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以在面对不确定性和财务压力时“弥合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年轻人与父母同住的决定会造成深远影响：香港的生育率水平只有1.1，即每名妇女平均生育1.1个子女——远低于人口替换率。
    城市研究小组的调查显示，95%的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喜欢这样。香港千禧一代喜欢这种不用交房租、把更多的钱用于消费的状态；大多数人说他们喜欢被父母照顾，还不用做家务。都是为了“幸福”
    有了房子似乎就拥有了幸福，关于幸福，有学者将幸福城市推到了公众的视野里。学者指出，幸福作为一种新思维，已然从主观体验上升为继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和人类发展指数之后又一个得到多方肯定的可测度的发展评价指标。既有的调查中，很少有大城市在市民幸福感排名中靠前的，往往是更具田园风情的中小城市的幸福感排名突出。在针对加拿大城市幸福感的研究中，发现多伦多（年收入近8万加元）、温哥华（年收入超过65000加元）等主要大城市的生活满意度都没有超过多数中小城市。
    据报道，私人银行集团瑞士宝盛在10月13日发布最新一期“高端生活指数报告”称，在指数覆盖的11个亚洲城市中，上海成为高端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新加坡和香港排名第二、第三。在这11个亚洲城市中，上海的高端护肤品、住院、房地产、婚宴服务、女士手袋、男士西装等11个项目的价格位列第一或第二，成为亚洲高端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要知道上海可是一个常住人口近3000万的超级大城市，一方面如此高昂的生活成本，另一面来自天南海北的人又不断地涌来，如此矛盾的景象如何理解呢？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所副所长、研究员屠启宇认为，这里有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问题，为了长远一点的幸福和追求来看，大城市的活力与机会能够吸引人们短期“放弃”幸福，承受收入差距、居住、交通等种种痛苦，去追求更高层次的价值实现，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首席财经评论员徐瑾在其文章《中国大城市的美丽与哀愁》中讲，我们抱怨大城市，大喊逃离北上广，最终发现大城市或许拥挤，却始终与我们最为亲近。台湾在城市化过程中，人人感叹“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哀伤“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现代乡愁或者田园牧歌，无论如何美丽，也并非没有代价，最终不过是个人消费品甚至奢侈品，其成本不应该由全社会承担。最终，霓虹灯到底还是会遍布全岛，而城市给予人们的最美丽馈赠，不仅仅是机会，更是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