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去产能”走向“去产量”？

轩源
 
    2016年，我国提前超额完成钢铁“去产能”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2.5亿吨年度任务，近70万涉及职工当年得到安排。可以说，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2017年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解发展难题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助力。
    从手段看，市场化“去产能”时间缓慢，但效果持久，一般不会反复；行政手段“去产能”效果立竿见影，但是成本高昂，出现复产的可能性极大。在权威人士的判断中，理想的“去产能”的手段是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等各种门槛准入、制度建设和执法力度，并通过信贷政策的调整，给僵尸企业断奶。实质上是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调整，改变各个企业的外部约束条件，迫使其退出过剩产能。
    改变整个市场的运行环境，实现过剩产能的退出，这一思路在近年的经济政策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环保要求、技术指标都只是具体手段。2016年以来的多轮环保督查就是一个例子，环保组不仅要查各项环保、生产手续是否齐全，另外还要对各项环保设备、排污情况进行实地检测，并且群众还可以随时举报。
    推动钢企资源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是一项重要手段。产能的分散是过剩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分散状态下的“去产能”极易陷入“囚徒困境”之中。目前我国钢铁产业的行业集中度极低，而且还处于进一步下降的状态：2010年前10家产业集中度尚有48.6%，2015年就只有34.2%，这极易引起过度竞争和价格战。因此推动钢企的整合是另一着力点，决策层要求“十三五”期间钢铁行业将形成3～6家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旗舰型企业集团，这意味着大型企业间的并购重组将增多，武钢与宝钢的战略重组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在历史的角度看，“去产能”最好的时间点是在整个行业不景气，钢企普遍亏损的情况下推动，这个时候的阻力最小。在2009年前后，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但是并没有把握住，反而是采取宽松政策，让大量的过剩产能得以存活，甚至还有所扩张。今天所面临的难度，比2009年更是大大增加了。
    站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看，钢铁等过剩行业“去产能”当然非常必要，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培育新产业和新产能的供给。一方面，新产业和新产能可以为地方提供产业基础，支撑地方发展，这才有可能保证地方与中央利益的一致性，让政策得到坚决彻底的执行。另一方面，新产业和新产能为社会资本提供新的盈利机会，减少各市场主体的阻力。
    执行层面，地方政府利益与中央政策的不一致性，带来了“去产能”的困难。钢企在地方上的利益纠葛太多太深，一地的税收、就业以及政府官员的政绩都与当地钢铁企业密切相关。在没有找到新的产业支撑地方发展之前，指望地方政府自觉自主地“去产能”，自然是难上加难。这也是为什么，近期出台的政策需要中央的政府部门到地方推动的原因，屡次派出的督察组就承担了推动地方执行中央政策的作用。
    企业层面，当前钢企盈利尚可，并不愿意关闭产能。去年底的钢价上升，带动吨钢毛利改善，是近年来钢企少有的盈利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行推动“去产能”尚可以接受，如果是直接要求“去产量”，各钢企必然百般不情愿。
    目前的产能退出力度已经非常之大，2016年“去产能”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在钢铁产量继续增加的情况下，“去产能”最后应走向限制产量之路，而不再是各地方上报的“产能”——借用山东石横特钢老总张武宗的话说，“钢铁去产量远比‘去产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