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公欣 吴承坤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可谓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之一。进入2018年,精准扶贫,也已到攻坚关键时期。毫无疑问的是,过去五年扶贫脱贫取得的成绩给了更多“扶贫人”更坚定的信心和攻坚克难的勇气。正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五年来,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83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
扶贫成效令世界惊叹的同时,当前精准扶贫工作也到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在这最后阶段,处理好产业扶贫与生态保护、整体与局部、扶贫与扶智扶志等重大关系,至关重要。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看来,必须正视相关问题和困难,考虑如何建立长效精准扶贫机制,打赢这场举世瞩目、前所未有的战役。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对于未来精准扶贫工作的步调,杨宜勇有着清醒的认知。“精准扶贫不能一蹴而就,现在是精准扶绝对贫困,未来还要扶相对贫困,必须循序渐进。”杨宜勇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说。
产业扶贫与生态环保:“精准”选择产业是前提
在贵州西北乌蒙山腹地的赫章县双坪乡福来厂村,一场“土地整治+产业发展”推动生态治理和扶贫相结合的绿色实践已经开展了一年。
原来,福来厂村是多年前被“土法炼锌”污染的村庄,村内有205亩工矿废弃地。由于土地不能耕种,本就山多地少的福来厂村多年来一直难以脱贫。2017年,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同步小康驻村工作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给福来厂村提出建议:土地整治+生态修复,土地复垦后有机会再利用。
如今,在福来厂村工矿废弃地复垦区域不难看到,经过系统整治的土地上华农菌草长势良好,绿意蔓延。毫无疑问,这些草海,必将为福来厂村村民带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而在贵州,如福来厂村这样进行“生态+扶贫”促进乡村转型变革的例子不在少数。
实际上,生态扶贫可谓是将产业扶贫与生态保护相融合的绝佳路径之一,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就确立了未来生态扶贫的目标。与此同时,贵州也出台《贵州省生态扶贫实施方案(2017~2020年)》并明确:到2020年,通过生态扶贫助推全省30万以上贫困户、100万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增收。
正所谓,开对“药方”才能拔掉“穷根”,无疑,贵州省的上述实践案例给扶贫工作提供了很强的参考价值。在相关专家看来,要正确处理产业扶贫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就要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扶贫顶层设计,根据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深入研究产业发展的限制因素,科学编制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的总体规划。“一是环保生态优先,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二是塑造人力资本新优势,变过去的向下竞争为现在的向上竞争,不挑战生态环境底线,要挑战技术发明‘上限’。”杨宜勇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说。
正如杨宜勇所言,把产业扶贫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关键是要精准发展扶贫产业。既要精准发展符合贫困地区生态条件、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特色产业,避免“饥不择食”行为;又要精准协调资源条件相似、地理位置相近的贫困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布和产业结构关系,避免产业趋同,降低经济效益。
整体与局部:强化贫困地区社区发展能力很重要
众所周知,与传统的扶贫模式相比,精准脱贫重视贫困对象的个体性和特殊性,但同时,我国贫困仍呈现较为显著的整体性特征。如何处理整体发展与局部帮扶的关系,考验着众多“扶贫人”。
“整体靠发展,局部靠帮扶!”杨宜勇认为,处理好整体发展与局部帮扶的关系,平衡资源配置很关键。
于此,在相关受访专家看来,精准扶贫在高度重视贫困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应当同样重视贫困的整体性和一般性,特别应对强化贫困地区社区发展能力予以足够重视。
实际上,相关调研资料也显示,在当前推进精准扶贫的具体实践中,一些地方由于缺乏对局部与整体关系的清晰认识,比如,过于强调“到户”“到人”的个体化扶持方式,忽略了贫困户个体与社区的联系,等等。下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