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比“姓资姓社”更重要的，是“三个有利于”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张洽棠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时至今日，记录下那个时代定格的一曲《春天的故事》，依然被广泛传唱。无论是下海经商的“九二派”，还是留在体制里的改革者，都是推动历史滚滚向前的源动力。

南巡讲话：开启改革第二春

    1992年，邓小平已经88岁，在女儿邓榕的记忆里，父亲甚至已经不能在摇晃的车厢里散步，南行之前，邓小平已经退休两年。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这位老人乘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这次完全意义上的“私人之行”，却让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得以绽放光彩。
    广东省委前副秘书长、当年邓小平深圳之行的主要接待者之一陈开枝仍记得诸多细节。老人家一到宾馆，就从房间出来，“快点叫车，别人把深圳说得一塌糊涂，说资本主义复辟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急需确认。”
    “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当年的这位亲历者仍为邓小平的“大胆”而赞叹。“参观回来后，大家都在车上争论‘深圳姓资姓社’，老人下车后说，‘那些人尽讲屁话！’”邓小平此次南巡，六次讲话，再次主张：生产力是衡量国家与制度是否优越的基础；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随后这一论断出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
    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让世界震惊。在国际舆论看来，“能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难以置信”。1992年，邓小平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文章写道：“‘航空母舰’在13年里转了第二圈。”
实际上，这位来南方“休息”的88岁老人，在那次行程中始终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到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后，邓小平一直在不停地走，不停地看，不停地思考。向来并不多言的他，几乎没有停止过谈话。最激动的一次，从深圳坐船到珠海一个小时，他整整谈了一个小时。
    邓小平在这次“南巡”中的谈话与思考，在一个月之后的2月28日，经中央和邓小平本人亲自审阅，被作为1992年中央第二号文件下发，并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自此，邓小平这次“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的南巡，开始广为人知。很多人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些耳熟能详的句子，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破冰意义。
    这些耳熟能详的句子，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破冰意义。邓小平鼓励大家：“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加紧解决。”
    其中，“三个有利于”是最为世人熟知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被人们视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1992年的南巡，正处于“八五”计划之中。对于整个“八五”计划的评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武力感叹，“八五”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执行得最好的五年计划之一，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前五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国民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
    
“下海潮”：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结束了十多年的争论，第一次在改革目标模式上取得了共识，指出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90年代的中心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作报告时提出，到2000年前，经济每年增长8%~9%，高于当初“八五”计划提出的6%的指标。在家里观看电视直播的邓小平对身边的人说：“我应该为这个报告鼓掌。”
    自此，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建设高潮，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开始了：人们不再回避“钱”字，见面道一句“恭喜发财”成了口头禅。在北京，这句话大有代替“您吃了吗”这一传统问候语的势头，《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至少有两次汹涌澎湃的“下海潮”，一次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不久，另一次就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90年代。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所谓江湖“92派”的故事。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全国有上百万官员造访深圳。这一年，深圳市政府接待办最多时曾同时迎来60批考察团。据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数年后，中国工商界的“92派”崛起，成为一段佳话。
    陈东升、郭广昌、冯仑、俞敏洪、胡葆森、黄怒波等，《博鳌观察》执行总经理陈海在《九二派》一书中，将这些人称为“新士大夫”、“士商”。他们都曾是体制内的精英，堪与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类比。在成为企业家之后，他们也乐于担当公共生活中的其他角色，如商业领袖、公共知识分子等。他们“大我情结”深重，下海时多抱有“实业救国”、“经济强国”之类宏大而浪漫的抱负。
    以冯仑为例，冯仑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先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两年，之后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过职，最终他却选择了下海经商。
    “1991年我们到海南创办公司，那时根本没有制度上的依据，临时从街上拉了几个人，给他们穿上干净的衣服，就是员工。工商局的人来了，一看有几个人在，这就行了，执照就这样拿到手了。”冯仑坦言。
    如果说“九二派”用实践证明了市场的巨大力量，那么中央则通过正式文件的形式将市场的重要地位确定下来。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年初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

深化改革：国家计委正当时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曾经参与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据其回忆，《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确立下来，在此框架指引改革，下放计划权限和投资权限则是改革的主要内容。
    根据这一标准，“邹家华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下称国家计委）主任时期，改革的幅度最大。”郑新立在三位国家计委主任身边工作过13年，忆及那段时光，他由衷感叹。邹家华掌舵计委的3年多时间里，核心的改革就是“下放权力”，重塑计划体系。
    “那时的下放是真正的下放。在这之前，所有的扩大再生产都由国家计委来管，包括地方政府都没有投资权限，甚至工厂里盖个厕所也要报上来批，机器设备的更新、车间的改造都需要报国家来审批。至于大的项目，更是要国家来批，权力是高度集中的。”郑新立回忆，从邹家华开始，一批批、不断地下放行政审批权限。最初是下放投资总额较小的项目，从几千万元以下下放到省级审批，后来提高到几亿元以下。最后，由国家审批的项目集中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和骨干项目上，其余项目的审批基本都下放到省和计划单列市。
    “下放投资管理权限对于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性、增强市场活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一些审批项目还在进一步下放，但是真正的大批下放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之后。”郑新立说。
    实际上，与《决定》的内容相适应，国家计委也在发生转变。加强宏观调控，减少具体事务，加速职能转变，成为国家计委自身改革的方向。在这一目标下，建立了一整套新的计划体系，包括中长期规划、年度宏观调控目标，后来到曾培炎时期又增加了专项规划，形成了一个中长期规划、年度宏观调控目标（年度计划）以及专项规划相结合的计划体系。
    其中，中长期规划提出重大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即五年一次规划，同时展望十年。
    “以往，计划规定是钢产量多少、粮食产量多少、汽车产量多少，这样一改，就由过去指令性、数量性的计划变成宏观调控的计划。这使我们国家的计划能够有序地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成市场经济体制。”郑新立说。
    值得注意的是，价格改革是这一时期另一项重要的市场化改革，直至今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原所长刘树杰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建立在价格法律体系之上的价格制度，是构成经济制度的两大核心（产权制度与价格制度）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价格改革，最初起于价格双轨制。双轨制包括国家定价和市场调节价，是中国特色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价格管理制度，这一实验性改革促成了最终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脉络。然而，伴随着改革深入，双轨制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价格改革指向由双轨制走向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
    某种意义上，1993年的机构改革为价改铺垫了路径。此次改革后，国家物价局并入国家计委，作为其内设职能局，不再保留原机构名称。当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那么物价局的“消失”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根据1994年最终印发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市场与价格调控司、价格管理司和价格监督检查司三个与价格相关的司，关键词已落在了“调控”、“管理”和“监督检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