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基建有成效 —来自PPP模式提质增效在路上

—“2018中国PPP投资论坛”的报道

作者: 潘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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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潘晓娟    

    近几年来,我国 的PPP事业经历了井喷式的发展,成效有目共睹。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体制机制等各种原因,部分PPP项目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劣币驱除良币”的情况,违背了PPP的初心,对行业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为此,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深改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资委、“一行两会”等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规范PPP发展的政策文件,其力度之大、频率之密、范围之广,是历史上罕见的,这既反应了PPP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也彰显出决策层规范PPP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承前启后历史新阶段PPP行业进入    
 
     10月27日,由国投信达战略支持的“2018中国PPP投资论坛”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旨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国务院会议精神,以“提质增效创造价值”为主题,围绕影响政信发展和PPP深化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度探讨,助推新时代中国政信合作新发展。
    据了解,中国PPP投资论坛是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相关部委的指导下,由中央财经大学主办,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承办。谈论坛聚合全球PPP智库专家和社会资源,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围绕PPP领域的顶层规划、产业咨询、金融创新服务等展开有效探讨和研究的开放式公共交流平台。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史建平在论坛上表示,从2014年至今,PPP模式在推动基建投资改革创新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PPP模式主要源自市场化、法制化程度比较高的英国。在英国,PPP更多的是项目融资或者项目管理的概念,推行起来相对容易。中国的国情与发展阶段和英国状况完全不同,还需要通过改革创造条件来创新PPP模式。因此,PPP反而成为推动深化改革的牵引器、助力器与加速器。当下PPP的发展,不仅要符合我国国情,更需要不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反思与进行总结。
“全球范围的PPP成功实践已经表明,PPP模式有助于提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与效率,提高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财务稳健性,促进长远规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PPP投资论坛主席、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孙晓华分析指出,我国自2014年大力推进PPP模式以来,各级政府、各个方面勇于实践,立足创新,不断探索,实现了PPP模式的中国特色、中国速度,下一步必将向中国质量方面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PPP发展要把注重提质增效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加强政信能力建设来保持行业的良性发展。    

政信建设确保PPP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在论坛上,PPP模式下政信能力建设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李开孟指出,PPP模式关注的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而政府的态度、政府的能力、政府的信用、政府协调各方面的能力与资格,以及社会公众对政府信用的认知程度与信任等,都对PPP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信建设对于提升信心、提高透明度,提高PPP项目可融资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李开孟分析说。
    清华大学PPP研究首席专家王守清教授表示,如果一个政府不守信用,不能取信于民、不能取信于企业,其执法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长久下去会有危机。“如果一个地方政府没有信用,就没有任何人敢来做PPP,因为PPP是长期的。这说明,政府信用不好,是不利于PPP发展的长期性。”
    “如果大家互相缺乏信任,那么直接后果是都在提防着对方,而这也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揣摩和签订合同。即使合同签得很顺利,最后可能还是会出现问题。如果信用不好,不仅仅包括政府的信用,也包括政府与其他关联方的关联活动,那就没法提高办事的效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几年里,地方政府宁愿选择与央企合作,而不选择民企。同样道理,民企大多都愿意做短期项目,而不愿意做长期项目。”王守清分析说,解决好政信能力,有助于提高PPP项目的可行性。最近一两年,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大多数的企业和投资者都觉得是项目融资出了问题。具体到项目融资环节,那就需要解决好银行的信用问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PPP研究所所长彭程表示,当下政信能力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加以建设。一是制度。政府的工作与行为,要有自律性,尤其对PPP项目、PPP模式,要有全面、准确的理解。PPP模式在微观上有投融资的功能,能够解决地方政府要素不足和短期资金短缺的状况,能够以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发挥更大的资金使用效率,丰富社会的公共产品,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要。从长远和宏观的角度看,PPP模式是一种治理方式的改变,是让有能力、更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能够把政府的资源和优势与社会资源、企业优势结合起来,抱团取暖。二是合力。合作主体之间,要发挥包括社会资本与政府之间的合力。也就是说,政府跟社会资本合作,需要把责权利界定清楚。三是外部监督。公众参与对PPP项目要有一定的发言权,社会各界对政府行为要有一定的监督机制。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郭剑光代表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中国政信金融发展指数”编制委员会发布了针对全国338个地级以上行政区划(包括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而编制的中国政信金融发展指数——地市级指数。郭剑光解释了“政信”、“政信金融”等与指数密切相关的基本概念,并详细介绍了指数编制的内在逻辑和构建方法,分析了指数的功能、用途和发展愿景,并公布第一批指数结果。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温来成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指标体系,能够体现地级市政信金融活动的质量与风险。对于金融风险的治理,是国家三大攻坚任务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希望用三年时间化解金融方面的风险。而政信金融活动的风险,也是目前需要非常重视的一个领域。通过指标的设计,可以刻画一个地区政信金融风险所面临的主要节点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大家都特别关注,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如何把握,如何出现违约,违约点可能在哪里,PPP合同违约风险,政策性投资违约的风险,都要进行相应的刻画,从整体上来体现一个地区开展政信金融活动时的质量高低情况。
    与会专家表示,希望这一具有专业性、层级性和精准性的指数能够对政信金融活动产生指导作用,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政府可以通过这一指数把握政信金融的整体形势,明确风险防范的重点,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投资者可以通过这一指数明确判断投资环境状况,选择最佳投资策略,实现投资利润最大化。社会公众可以通过这一指数了解政信金融形势与风险,监督政信金融政策执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抓住关键程提质增效探讨PPP全流    

    在论坛的PPP圆桌对话环节,来自业内的专家围绕融资平台转型与PPP项目提质增效、PPP模式下政府隐性债务规避机制、PPP项目建设运营一体化等话题展开了研讨。
    据了解,政府政信能力提升在现阶段离不开两大棘手问题的解决——融资平台转型和政府隐性债务规避。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体制政策室主任吴亚平谈到了融资平台转型问题。他表示,平台公司转型应该坚持“三不原则”——不越位,不营利,不挤出。具体而言,投资范围不应该越位。不应该营利,赚钱了也要作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同时,不应该利用相对于其他主体的特殊地位,挤出甚至民间资本投资。另外,吴亚平一直在呼吁,“关于平台公司转型一定要立法,要把与政府的责权利关系确定为法律关系,而不是行政关系。”
    谈到政府隐性债务规避建立机制的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给出了“锦囊妙计”。赵全厚在发言中表示:“在政策层面违规、违法融资形成的债务被认定为隐性债务,也就是说假(比如PPP里的名股实债)、大(比如超过政策规定10%的限额)、空(比如承诺注资SPV公司但没注资)的不可逆的债务就是隐性债务。而避免‘假、大、空’就能避免出现隐形债务的问题。”
    回归到PPP流程本身,建设运营一体化是社会广泛关切的问题。企业界对此问题最有发言权。国投信达(北京)投资基金集团有限公司政信事业中心总经理孔庆铭表示,PPP近几年是热门词,而财务问题是事情常规的管理。所以,不可轻视PPP财务管理,要从财务配置的平衡性和项目支出的合理性来参与到PPP项目中。财务管理应该在项目中前置,从顶层设计入手,从区域产业战略、空间入手,从要素整合入手,全过程进行财务管理。一定要“跳出项目看项目,跳出财务看财务。”以项目为抓手,构建形成项目良性发展的生态链,运用新科技、新产业、新动能来构建项目健康成长的体系。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财务管理才会实现全面性分析,才会实现项目良性健康发展,如此PPP项目提质增效才会落到实处。
    国投信达(北京)投资基金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邱鹰谈到,作为PPP行业的参与者,国投信达在后续项目发展与推进过程中要始终绷紧“提质增效”这根弦,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全社会创造更大价值。在PPP新形态下,在每个相关主体都实现规范化运作的基础上,中国就会形成更规范的PPP行业和市场环境,也会使得各方参与者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