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潜力不断释放 区域发展增长极加快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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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如何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任务》做出了较为细致的安排：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应当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应当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取消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人口等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既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又要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推动产业和人口的合理扩散，防治“大城市病”。
    户籍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因为土地规模不能扩大，农民工又不能得到城市户口，他就有一个顾及，还要回去看看，候鸟式地周而复返，这样就很难从真正意义上提高农业生产率。”
    
脱贫攻坚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融合

    值得关注的是，《任务》中还提出，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精准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
    有专家表示，此举能帮助那些发展机会缺失的贫困人口融入城市、摆脱贫困；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则降低了城市落户门槛，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作用将大大减轻。“而更有意义的是，此举将脱贫攻坚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促进贫困地区转移人口共享发展成果。”
    易地搬迁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效途径，也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在湖北省恩施建始县高坪镇青里坝村，从深山里搬出来的吴恭高一家住上了易迁房。在易地扶贫安置点附近，“扶贫微工厂”和田园综合体让吴恭高夫妇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吴恭高给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算了一笔账，打工一年的收入在四五万元，几亩山地流转给田园综合体，种植中草药还有一部分收入，目前已经脱贫。“新家园”不断增长的收入，让搬迁户吃上“定心丸”。
    可以预见，那些产业富有活力、就业机会多、公共服务水平高、工作和生活环境优良、自身特色鲜明的城镇更具竞争力，其人口会呈现净流入，城镇会越来越繁荣。
    恩施巴东县县长郭玲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巴东县非常注重易地扶贫和产业相结合，在坚持脱贫路径配套与搬迁房建设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加强搬迁配套脱贫产业发展谋划指导。按照“一个集中安置点一个主导产业，每个搬迁户都有具体的脱贫措施”的要求，探索了“易迁+”的多维产业模式，实行远景规划与近期措施相结合的办法，确保搬迁一户脱贫一户。
    以“易迁+主导产业”模式为例，其让贫困人口能稳定脱贫。巴东县具体实践主要有：一是围绕茶叶、桔柑、药材等传统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业，建成了标准化茶叶基地16.2万亩、柑桔基地11.5万亩、药材基地23.8万亩、蔬菜基地30万亩，受益易迁户9298户30225人；二是围绕养殖基地发展特色养殖，巴东县利用茶店子楠柏生态野猪养殖基地、信陵镇土店子黑猪养殖基地，带动辐射周边乡镇易迁户发展特色养殖，受益易迁户497户1680人。
    在巴东县红花岭30000平方米扶贫厂房里，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其引进了武汉剑峰实业有限公司（无纺布生产及其加工企业）、铭金工贸、福建省正山堂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维洁纸业、金意塑料、硒海堂茶叶企业入驻投产，可吸纳近1000人就近务工就业。而目前，野三关开发区10万平方米的标准扶贫厂房即将投产使用，可吸纳近4000人就近务工，受益易迁户约750人。野三关开发区投资5000万元修建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可以吸纳近300名贫困人口就业。
    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如同铁路的两根铁轨，二者并行不悖。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日前在“中国区域50人论坛”上指出，缩小城乡差距是解决其他差距的“牛鼻子”或关键环节。
    范恒山认为，低收入人群、贫困人口、欠发达地区等主要集中在农村或者本身就是农村。把农村的问题解决好了，这些相应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缩小差距的关键在于乡村振兴，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如推进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为城市企业进入农村、先进生产经营模式运用于农村、现代科技手段服务于农村创造制度基础；同时推进农村资源要素市场化，加大对重要农业发展区的政策支持力度等。”

将区域差距变成梯度发展

    2019年以来，一些重要的区域规划和政策陆续出台。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约2.7万字的规划纲要描绘了2035年的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
    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建设方案》，提出了助力打造粤港澳世界级旅游大湾区、培育高端休闲旅游产品体系、创新与国际接轨的休闲旅游市场监管机制、推进休闲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构建“旅游+”产业生态圈、提高旅游对外开放合作水平等6项重点突出、操作性强的建设任务。
    范恒山说，这些年，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积极的变化和良好的格局，并呈现出一些新的情况。“从总体上看，近两年来地区发展的差距又有所扩大，这与2007年到2014年间差距在不断缩小的情况相比较，体现了一种变化。”
    范恒山特别提到，区域经济发展新变化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区域分化的显现和加剧。“这既体现在四大板块之间，也体现在四大板块内部，还体现在各省区内部。与此同时，在东西差距仍然存在的同时，呈现出经济增长‘南快北慢’、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的状态。”
    事实上，注意到这一问题的还有不少人，像蔡昉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的发展从来都有区域性，即存在区域差距。但也应看到，近年来，很多产业以相当大的规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过去基础设施条件不好、投资条件不好，特别是交通条件不好的障碍在区域发展战略中得到了相当大程度地缓和。“把区域差距变成梯度发展应该说是中国的一个经验，也算是我们的一个智慧。”
    区域经济学家肖金成提出，区域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注重三个方面，一是集中发展，因为在区域和空间上越分散，质量就越难提高；二是集群发展，有的城市规模非常大，集聚度很高，但是周边的城市发展不起来，所以要通过城市群的规划让多个城市都能够有发展的动力；三是集约发展，即单位面积要有更多的产出，集聚更多的产业和人口。
    范恒山认为，区域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需要政策的系统配套和协调联动。具体应把握好两个方面：其一，其他有关政策应更加重视区域差距和地区分化的状况，不断丰富和优化内容，进一步增强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二，区域政策要发挥作为其他政策的载体作用，在区域政策的框架下组合运用好其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