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之治”是“中国之制”的代表性成果

    自古以来，人类逐水而居，探索大江大河治理和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课题，也是各大国的普遍性难题。过去5年，党中央扎实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主持召开座谈会，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了规矩、厘清了认识、绘好了蓝图。过去5年，各方面推动长江大保护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长江经济带实现环境质量、经济占比“双提升”和控制疫情、复工复产、增长转正“三率先”。中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实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是将我国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展示，“长江之治”是“中国之制”的代表性成果。
    5年来，党中央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生动实践，已经为新时代全球大江大河流域绿色发展树立了典范。中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实践，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提高认识，打开了流域保护发展的“总开关”。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唯物辩证法在流域发展中的具体应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等关系。这为治好“长江病”开出“良方”。
    中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实践，是将我国独特政治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展示，形成了一整套战之能胜的“作战图”。5年来，长江经济带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座谈会+领导小组+办公室”决策协调体制，出台了“1+N”的顶层设计体系，明确了“4+1”重点治理领域，形成了“警示片+问题清单+整改销号”问题导向的工作推进模式，这都展现了长江之治、中国之制的伟大魅力。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应乘势而上、扎实推进长江经济带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保护要突出“水”字，巩固整治成果，深入推进五水共治，努力实现“水清、山茂、岸绿、滩野、鱼游、景美”。一是加强上游地区及中下游主要支流源头地区水土保持能力，划定若干大尺度的国家级保护区域，实施自然恢复为主的保护策略。二是实施鄱阳湖、洞庭湖、太湖、三峡库区、长江入海口等重点湖库、关键节点、河段、湿地生态修复。三是实施长江洲滩保护行动，推动江心洲和边滩已建设项目腾退，拆除自建堤防，加快划定保护红线。四是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全面织牢渔民安置保障网，抓紧补齐执法能力短板，给长江水生生物留出更多的空间和时间。五是巩固岸线、船舶、尾矿库整治成果，加快内河码头船舶岸电标准体系建设，全面推进岸线1公里范围内尾矿库治理，完善城市、农村、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实施全流域化肥农药禁令。六是深入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建设，推动设立沪苏浙（青嘉吴）、川渝（万达开、泸永江）等跨行政区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新载体。
    高质量发展要突出“强”字，促进上中下游创新链产业链协同，构筑彰显优势的地区价值链，实现“科创策源强、产业基础强、经济韧性强”。一是依托中心城市打造上海-南京-合肥、上海-杭州、武汉-长沙、成都-重庆4条科创走廊，布局武汉、成都、南京、杭州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空间体系。二是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发挥长江经济带在全国产业生态和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基础材料、重大装备能力，推动汽车、电子、服装、石化等产业升级，突破声、光、量子、数字、海洋等前沿和关键技术，加快中国芯、大飞机等硬核重器和新兴产业发展，形成内生持续的产业升级能力，构筑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地区价值链。三是发挥中心城市的高端要素集聚中心和配置枢纽地位，辐射带动城市群、都市圈发展，重点在科学中心、开放平台、产业基地、航空枢纽、治理能力等方面加大支持。四是着力在顶层设计、实施路径、重大工程等加强与“一带一路”融合互动，发挥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各自优势，统筹做好沿海内陆沿边开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长江作用。五是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保护好长江文化遗产，将长江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融入城乡发展，开展名镇名村名街名楼保护修复，积极发展现代先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