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松

    2017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势头良好，但相比而言，吸引外资也出现了显著滑坡，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一波三折。在未来，中国各界需要积极参与并努力维护一体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接受并参与高标准贸易协定，加强自由贸易协定建设，增强在国际经贸组织中的话语权，加强同重点伙伴的协商与对话。与此同时，完善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并配合恰当的产业政策，力争提升对外开放格局，有效防控经济下行风险，推动经济的全面复苏。
    首先，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仍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措施。多边贸易体系应该是全球贸易治理的最优选择，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维护WTO多边主义是中国的首要选择。WTO最大的优势在于包含大量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既可以实现中国的全球贸易和投资利益，又可以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更有利于自我的平衡。但是WTO的困难同样在此，大量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经济发展理念各异的国家很难在众多议题上同时达成一致，使得多边贸易谈判难以取得突破。然而，这并非意味着WTO便完全没有生路，而中国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WTO能否生存和发展。
    当前，中国已经具备实力和条件去主动承担多哈回合主要出价方的责任，力促多哈回合尽早结束。在多哈回合发起之时，中国刚刚加入WTO，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还相对较低，无论是国内还是其他成员都未对中国报以很大期望，中国的预设目标是付出少量代价，并期待美国等发达国家成为此次多哈发展回合的主要出价方，促成多哈回合的结束。但经过15年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崛起已经是客观事实，而其他新兴大国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难以做出有吸引力的出价而新兴大国又不愿意提供出价的情况下，双方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对彼此期望的落差无法弥合。而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唯一有实力、有空间做出关键性贡献，同时带动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适当贡献的成员。
    其次，对“新全球化”的新形态保持开放心态。在多哈回合以外，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感兴趣、有利益的新贸易和投资议题，中国应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支持采取诸边的方式进行谈判。从目前来看，诸边谈判是保持多边贸易体制对新议题的及时反应能力的最可行方式。对于主要涉及市场准入的议题或部门，比如《环境产品协议》，我们应当坚持协议应包含尽可能多的成员参与，实现关键多数并按照最惠国待遇原则适用最终成果。在谈判中，中国应积极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过渡性或差别待遇。对于主要涉及规则制定的议题或部门，我们应当建议采取《政府采购协议》（GPA）的模式，即协议仅适用于签署的成员，对其他未准备好的成员应持开放态度。同时应开放谈判进程，让其他成员更好地了解协议内容，从而为未来的扩展做好准备。对中国来说，中国应积极参与所有诸边协议谈判，这样可以避免协议完全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同时又可以展现中国积极开放的决心，以及获得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权利。
    第三，积极、有针对性地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已经较为清晰地阐述了中国在未来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方向和步骤，其关键更在于如何落实。同时，该战略主要还是侧重于利用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对如何利用这一战略加强中国对全球贸易治理的参与，阐述不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实施中仍应有针对性的安排和策略。与发达经济体商签FTA重点在于跟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前沿，不仅在深度上而且在广度上要跟上先进国家的步伐。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对方往往会以其自身的发展水平或已有FTA为判断依据和谈判标杆，也代表了相关议题上更高的自由化水平。与发展中经济体商签FTA的重点应放在货物贸易的互惠或非互惠市场准入上。对此，中国应有更大的容忍度，不必过于追求对等或互惠的开放，而是在必要情况下以中国更大的市场换取对方一定程度的开放。中国的开放本身就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好的示范和引领，这也是发挥全球贸易治理引领者作用的实际体现。
    还有，加强同重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对话沟通，协调好双边利益，力争实现互利共赢。2017年8月，美国针对中国启动了“301调查”，使中美双边贸易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近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日趋常态化。然而，多年来，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沟通和对话机制，并通过对话使双边关系不断发展。当前，特朗普主导美国制造业回归，会使众多跨国公司的资本回流，意味着美国主动地、渐进地收缩战线，逐步降低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控制度，这为推动美国和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发展相对平等的对话提供了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加强中美两国的对话沟通，以此进行利益协调，将会有效地缓解两国之间经贸领域的冲突，促使双方更好地参与全球化，从经贸合作中获取更大利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