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 张洽棠

    疫情影响之下，“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成为重中之重。为落实“六保”任务，大规模的经济支持计划必不可少。然而，对待刺激政策，国内总有一些恐惧，认为这是大水漫灌。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沈建光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执行过程中不能忽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比如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等。

刺激政策本身事出有因

    当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近年来有不少研究。
    对此，沈建光分析认为，2008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急转直下，从年初的超过两位数增长迅速回落至负增长。而2009年第一季度，出口转为两位数负增长，且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发电量零增长，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关闭，沿海地区失业潮出现等等。危急之时，一揽子政策意在避免更多的失业与经济衰退，方向是正确的。现在看来，有一些值得总结的方面：
    第一，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包括资金方面，地方政府一旦获得支持，便有花钱欲望，所谓“不花白不花”的现象就反映了对资金运用缺乏约束机制的事实。而项目方面，“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体系一贯存在，地方官员为追求一时的高GDP，可以不顾一切上项目，全然忽略了对项目的盈利性与风险性的考虑。
    第二，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当时银行承担了准财政功能是导致其后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的主要原因。为何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下滑阶段、缺少优质项目之时会取代大量财政功能，天量放贷？恐怕与当时给予的支持实体项目压力密切相关。
    第三，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退出机制以及存在隐形的政府担保，国有企业历来被视为优势企业，其项目被视为无风险项目，而也是银行忽视风险管理以及日后产能过剩企业能够大量存在的关键。实际上，当前大部分产能过剩企业都以国有企业为主，至今没有一例兼并重组案例，更无法谈及破产机制。
    第四，产业政策存在不少弊端。当时的政策措施是配合十大产业的振兴计划以及大力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出的。而现在来看，曾经支持力度较大的部分行业，如钢铁、造船、光伏这位列其中的产业由于进入过度，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风险。

中国经济弯道超车

    沈建光表示，正是得益于当时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果断出手，才让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体能，其后中国更是抓住了金融危机后弯道超车的机会，获得多领域全球竞争力大大增强，国际话语权也有明显提升。
    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在基建方面的投入相当巨大，相比于短期较低的收益，高铁、机场、物流等基建投资的长期红利如今正在逐步显现。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从危机前2006年的不足20%，上升到如今的近30%；中国出口份额占比从2006年的8.1%上升至2018年的12.7%，进出口在全球占比23.3%，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环。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高速增长，也带动同期收入水平的提升，激发了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从零售市场来看，2006年中国的市场份额仅有1万亿美元左右，是美国市场份额的1/4，而当前中国的零售市场突破40万亿，接近美国市场份额。

疫情影响下，宏观政策应进入危机应对模式

    沈建光认为，刺激不刺激需要根据宏观经济周期形势变化而定。实际上，当年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果断出手，才使得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体能，也为金融危机后，中国抓住数字科技等多领域弯道超车的机会，增强全球竞争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后疫情时代，危机救助政策不应自缚手脚，反而应该加大力度，如大幅提高赤字率，增发抗疫特别国债，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加强对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的定点帮扶，降低企业税费，完善公积金制度，支持发放消费券、现金券，发力新基建，加大对5G、冷链物流、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投资等等，防范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失速。
    今年若要落实“六保”目标任务，还需尽快开启危机应对的政策模式，特别是财政政策需要加大力度。
    一是货币方面继续加大幅度降准、降息。二是大幅提高赤字率，扩大财政政策空间。三是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四是扩大“消费券”、“现金券”使用范围，尽快促进消费回补。五是新老基建并举，为有效扩大内需。六是继续降低社保费率，降低公积金缴费。七是支持“刚需”群体住房需求，降低房地产对消费的拖累。八是加大对外需敞口大企业的扶持。
    当然，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既要落实“六保”任务，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还需要与改革相结合，在制度环境、公平市场环境、改善政府治理、鼓励企业创新等方面做出努力，其中，释放要素尤其是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改革红利至关重要。同时，应对中长期的产业链转移风险，应采取更大范围内的放开外资和民营企业准入限制、采取竞争中立原则、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如近日落实取消QFII和RQFII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便呈现更加开放的姿态，有助于吸引外资、赢得更多跨国企业的合作，为应对逆全球化争取更广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