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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正稳健转型 债务风险有缓释空间
2017-09-22 00:00:00      中国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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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期以来,有关国际组织的报告对我国债务风险进行提示,有关国际媒体据此关注有加。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持续创新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加强金融风险防控,有力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本期,我们约请相关专家学者对这方面话题加以厘清和解读。他们一致认为,当前我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今后应当继续在高度重视债务风险隐患的认识基础上,积极作为、有效化解债务风险。

王远鸿 李若愚 张前荣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总体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全社会杠杆率持续攀升。上述现象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国际上也藉此不断出现“唱空”中国经济的声音。
    事实上,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及全社会债务已开始发生积极变化并取得显著成效,我国政府也在采取综合措施积极化解与债务相关的风险隐患。因此,应充分考虑近年我国经济增长路径及债务边际优化的客观现实,依据我国国情的具体实际和准确的数据,对我国债务风险问题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和判断。

    我国实体经济债务总水平扩张放缓,部门结构有所优化

    对我国债务风险问题的担忧来自于对实体经济总体债务规模过高的判断。但国际比较显示,我国实体经济债务水平和总杠杆率低于发达经济体。而且近年来总体债务增速放缓,债务部门结构有所优化。
    一是我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比例(杠杆率)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均值。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2016年第四季度,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均值为234.8%。其中,发达经济体为264.5%,新兴经济体为184.3%,我国为257.0%,日本为371.0%,法国为296.9%,英国为280.4%,欧元区为265.8%,美国为252.9%。
    二是社会债务总规模增速与总杠杆率上升幅度“双放缓”。根据BIS数据,我国非金融部门债务规模增速近年来显著放缓,2012~2016年各年增速分别为20.2%、22.9%、13.0%、11.1%、5.8%。2016年底我国非金融部门总杠杆率较上年提升12.1个百分点,较近4年均值(16个百分点)缩小了3.9个百分点。另据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数据,1996~2010年我国全社会债务规模年均增速为17.7%,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年均增长17.3%。2011~2016年,两者年均增速均小幅放缓至16.5%和15.5%。
    三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杠杆率“一稳一降”。我国居民部门与政府部门杠杆率在全球处于较低水平,远低于发达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偏高,风险较为突出。我国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体现出化解和防范债务风险的决心。在此背景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上升趋势初步得到抑制。BIS数据显示,中国2016年三、四季度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连续两个季度环比下降或持平。另外,政府对近年来扩张过快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十分重视,综合施策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地方政府杠杆率也由升转降,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数据,地方政府杠杆率从2016年末的22.7%下降到2017年一季度的22.0%。

    我国经济增长在向更可持续的路径转型,未来将逐步减少对债务的依赖

    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也日渐成型。在政府战略调整和主动施策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增长路径开始由“债务扩张+投资拉动”向“创新引领+消费驱动”的可持续增长模式转变。需求侧来看,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对资金的需求量要低于投资拉动模式;供给侧来看,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引领将相应降低资本要素投入对增长的贡献。总体来看,随着经济增长稳健转型,未来我国有望逐步摆脱增长对债务的路径依赖。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向“轻型化”方向转变。2011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整体处于下降通道,由2011年末的23.8%逐步降至2016年末的8.3%。投资增速放缓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下降。投资率由2011年的48.0%下降至2016年的44.2%,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则由2011年的46.2%降至2016年的42.2%。投资结构逐步转向资金投入强度小的“轻型化”发展。“轻型化”是指改变以往单纯注重投入和发展重化工业的做法,加大电子信息、医疗、旅游、文化、服务等产业的发展。2013~2016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2.1%,2016年所占比重为38.9%,比2012年下降4.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6.7%,2016年所占比重达58%,比2012年提高3.7个百分点。2013~2016年文化及相关领域服务业、教育产业投资年均增长25.6%和19.2%,健康服务业(含体育、健康及养老)领域投资年均增长20.3%。
    二是消费替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引擎。2011年以来,我国消费率逐年攀升,由2010年的48.5%提高到2016年的53.6%;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010年的37.3%提高至2016年的64.6%。消费替代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积极推动经济增长转型的战略选择和主动作为。在扩大内需政策措施作用下,居民消费潜力有序释放,消费升级势能持续增强,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三是人力资本提升和创新能力增强提高经济内生增长能力。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2015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5.3%,比2012年提高3.1个百分点。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研发人员队伍和高等教育体系,2016年受高等教育人口总量估计为1.8亿人,数量庞大的高素质人口将带来新的人才红利,为创新驱动奠定智力基础。我国研发投入快速增长,2012~2016年,R&D经费支出年均增长11.1%;高技术制造业对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量的贡献为22.4%。“互联网+”行动与大数据战略深入开展,基于移动互联、物联网、云计算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2016年,我国网上零售市场规模突破5万亿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一。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为12.6%。2016年我国智能手机销量在世界市场的总占有率超过20%,工业机器人销量增长31%,占全球比重超过30%。

    我国具备经济稳健转型的空间和余地,债务风险可防可控

    ——从基本面看,我国经济增长韧性强劲,未来较长时期将保持中高速增长。
    城镇化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2016年我国的常驻人口城镇化率为57.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1.2%,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平均水平,我国城镇化进程还能持续20余年。全面深化改革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红利。我国大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放管服”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些改革将改善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提升增长潜力、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带一路”引领下的更高层次的开放,将进一步拓展我国外部发展空间。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达6.3万亿元,占贸易总额的25.7%。我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差距是发展潜力所在。目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中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在推进区域协调协同发展过程中,通过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可以使东部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中西部地区获得新的优势,这种跨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和推进效应使我国经济有巨大的回旋余地。
    ——从政策面来看,我国已陆续采取措施去杠杆,未来宏观调控政策仍有操作空间。
    近些年,我国积极化解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债务风险,推动金融去杠杆。加快构建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加快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金融监管与金融调控联手推动金融去杠杆。我国宏观调控仍有操作空间,为未来应对危机事件提供了政策保障。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财政空间充足。我国的宏观税负高于30%,处于国际中等水平,“五险一金”占工资收入的比例达到40%~50%左右,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税负、“五险一金”都存在下调空间。政府部门杠杆率仍较低,未来政府债务存在扩张空间,因而具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条件。货币政策调控机制正由以数量型为主向以价格型为主转型,利率调控框架逐步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处于历史高水平,未来具有下调空间。
    ——从金融要素来看,我国储蓄率高、“内债”比例高、居民部门杠杆率低为债务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提供了支撑和空间。
    我国储蓄率长期在40%以上,高出主要发达经济体20个百分点左右。较高的储蓄率对高水平的杠杆率支撑作用较强,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低。国际经验显示,由外债引发的危机远多于“内债”。我国外债规模小,在总债务中的比重低,从而降低了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2016年底,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9.86万亿元,政府外债余额为0.86万亿元,政府外债率仅为1.2%,远低于国际上通常使用的控制标准参考值(20%)。我国杠杆率也存在着结构调整腾挪的余地,具备协调利益分配的制度优势。我国政府杠杆率并不高,有空间通过财政赤字来转移吸收非金融企业的杠杆。我国居民杠杆率偏低,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消化吸收企业的高杠杆。
    (王远鸿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李若愚、张前荣系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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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号:3145】【版面:A02】【作者:王远鸿 李若愚 张前荣】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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