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泰国的曼谷大皇宫。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公欣/摄

吕娅丹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 公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多为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较为脆弱的国家，当前仍面临较大的气候风险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日前，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对气候投融资进行顶层设计。
    《意见》的出台对于我国积极开展“一带一路”气候投融资有何影响？当前的“一带一路”气候投融资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疫情的肆虐和反复会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气候投融资有哪些不利影响？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对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会委员唐丁丁进行了专访。

《意见》为我国开展“一带一路”气候投融资提供指引

    中国经济导报：日前，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对气候投融资做出顶层设计，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资源投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您认为，《意见》的出台对于我国积极开展“一带一路”气候投融资有何影响？
    唐丁丁：近日，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共同发布的《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是中国承诺2060碳中和目标之后的首个气候领域的文件。《意见》从政策体系、标准建设、资本流动、地方实践、国际合作和机制创新等多个角度阐述了下一阶段我国强化气候行动、推进气候投融资体系建设的具体举措。尤其是在推进国际合作方面，《意见》首次明确提出要将气候投融资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国标准在境外投资建设中的应用，并积极参与气候投融资国际规则与标准的制定和修订。
    上述阐述将对我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气候投融资活动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首先，《意见》提出的15项具体措施为我国气候投融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框架和指引，有利于引导并规范中国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的境外投融资活动。过去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参与“一带一路”境外投资活动时，由于缺乏明确且规范的要求，往往只参考当地法律法规和发展需要进行投资决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向传统高碳行业，包括可能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但具有一定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从而引发项目所在地的当地民众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此次《意见》提出的将“中国标准”应用到境外投融资项目将有助于进一步规范中国企业包括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活动，强化环境社会风险管理，并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其次，中国将积极参与气候投融资国际标准的制定，这也有助于我国学习借鉴国际良好实践并将“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相衔接，以便建立协调一致的规则与标准，包括数据收集与信息公开，绿色“一带一路”以及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推进“一带一路”气候投融资时不我待

    中国经济导报：您如何评价当前的“一带一路”气候投融资现状？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
    唐丁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口众多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当地社区和民众有较大的能源与基础设施等相关发展需求。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多为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脆弱国家，很难负担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系统性风险，而且由于受到传统发展模式的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当前面临较大的气候风险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因此，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力推进气候投融资发展，引导更多的资金流向气候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沿线国家和地区减缓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已成为紧迫任务之一。
    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气候投融资主要集中在清洁能源和清洁交通等领域。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气候投融资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根据估算，如果“一带一路”国家继续保持传统发展模式，很有可能在2050年导致全球气温的平均升幅提高到2.7℃。届时，气候变化不仅会给传统行业，也会给气候投融资的项目带来严重的风险。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气候投融资仍然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中国近年来的大量“一带一路”投资多流向了传统的基础设施包括部分煤电项目，如果要实现《巴黎协定》的温升控制目标，“一带一路”地区需要大量的绿色低碳项目的投资。
    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气候投融资还缺乏健全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项目本身可能具有较好的气候效应，但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为此，如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基于自然资源保护和有效利用原则的综合环境评估方法纳入气候投融资项目的管理体系，也是未来在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气候投融资项目需要时应予以关注的问题。

多管齐下积极应对疫情影响

    中国经济导报：疫情的肆虐和反复会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气候投融资有哪些不利影响？如何应对？
    唐丁丁：正如之前提到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较弱，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性危机，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居民的生计和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气候投融资而言：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严重削弱一些国家特别是疫情严重的发达国家推进气候治理包括气候投融资的政治动能。
    其次，疫情后流向气候投融资领域的资金可能会大幅度减少。一方面，多数发达国家因大量公共资金用于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能够用于气候治理的资金量必然大幅度缩水。另一方面，私营部门出于自身收益和规避风险的需要，多倾向于投资周期短、回报快的项目，而低碳和可再生能源类项目等气候投融资项目的回报周期较长，在缺少政府补贴或其他财政政策支持的情况下，私营部门在气候治理领域的投资动力明显不足。
    第三，疫情可能会影响气候投融资领域的国际合作包括人员交流。这种状态势必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能力建设以及其气候投融资项目的有效准备与实施。

以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域拉动“一带一路”气候投融资全面发展

    中国经济导报：对于如何更好地开展“一带一路”气候投融资，您有何政策方面的建言？
    唐丁丁：首先，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境外气候投融资的顶层设计，加强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发展气候投融资的指导，如研究制定“一带一路”气候投融资指导意见或投资原则，其中应包括将沿线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NDC）作为基准线为决策提供指导，以支持或确保相关投资符合《巴黎协定》2℃乃至1.5℃温控目标所需的发展路径。
    其次，是建立能与良好国际实践以及国际标准接轨的中国气候投融资标准体系，确保中国标准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得到认可、遵守和推广应用。
    第三，是需要继续强化“一带一路”气候投融资项目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把项目潜在的温室气体排放或其他气候风险的识别与评估纳入气候投融资项目的评估与实施监管体系，并且要求企业包括金融机构就其环境表现进行定期信息披露。
    第四，是为响应中国提出的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气候投融资不仅仅要着眼于投资绿色项目，还应关注如何从传统的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逐步减资甚至撤资，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低碳绿色发展。
    最后，是推进“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以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域拉动“一带一路”气候投融资的全面发展。
    中国经济导报：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气候投融资的发展前景？有何个人期待？
    唐丁丁：应该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气候投融资大有可为，也符合我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的要求。
    一方面，“一带一路”地区未来的能源发展与转型以及经济社会类基础设施的需求十分强劲。
    另一方面，走绿色、低碳、有韧性、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已经逐渐成为大势所趋。9月22日，中国承诺要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并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随后，韩国和日本也相继承诺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同样，许多国家在颁布自己的疫后复苏计划时，都特意强调要走绿色复苏之路，未来气候治理包括气候投融资也必然成为海外投资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合作的主流。这次《意见》的发布将为我国大力发展气候投融资打下良好的基础，也可谓是正当其时。
    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进气候投融资时，要进一步完善气候投融资的体制机制和制度设计，充分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际需求，探索出一条创新性的境外气候投融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