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意]维拉·扎马尼(Vera Zamagni),牛津大学经济史博士、博洛尼亚大学经济史教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世界经济高级客座教授,曾任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大区副区长。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联合创办者、il Mulino科学委员会委员、意大利经济史学会前秘书长,曾出版《意大利经济史》(INTRODUZIONE ALLA STORIA ECONOMICA D'ITALIA)、《全球化的故事》(UNA STORIA GLOBALE)等十余部著作。
内容简介
本书以工业革命为线索,从国家与地区角度,以时间为序,将欧洲经济与同时期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的发展相比较,为读者提供了自1700年起欧洲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的整体框架和发展脉络。本书源自作者于博洛尼亚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狄金森学院教授多年广受全球学生欢迎的同名课程。不同于其他研究该主题书籍的鸿篇巨制,作者从数百篇文献资料中提取重要的部分,浓缩成这本精简、透彻、易读的《欧洲经济史》。书中很多观点另辟蹊径,无论是经济史专业师生还是对欧洲经济感兴趣的读者都将获得启发。
维拉·扎马尼
从中世纪城邦到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创造力和探索精神的提升以及从本地到全球的转变。二者极大提高了定居人口的流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第三产业社会的转型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发展历程。基于自给自足的常规农业下的低产量,以及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农民的辛勤劳作,使得社会中只有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人(10%~20%)能够脱离农业生活。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更大范围的人口摆脱了成为农民的命运,他们在更具创造力和更加多变的环境中工作,生产力的提高足以产生更多的盈余,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为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和教育提供了资源。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它本身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赞同人类的尊严,为那些曾经被奴役、殖民或文明边缘化的人们提供了充分发展才华的机会。然而直到今天,许多人依然无法享有这种进步。战争、恐怖主义、贫困、腐败压迫着数百万人,这些都应当延缓我们对于所取得的进步的满足感。同时,经济发展机制的其他更为严重的问题,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许多发达国家对于研究的投资不足,这预示着一个停滞的未来。模仿或创新都将不再发生,对于创新和创造尤为重要的多样性也因持续推进的全球化和同质化进一步减少。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是解决稀缺性和增加数量的需要:越多越好。如今,数量却可以是致命的——肥胖、污染和浪费随处可见。社会当下所需要的是从数量转向质量,减少消费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消费。有关公共品、准公共品和关系型公共品短缺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福特主义的成功给世界带来了大量的私人产品,但是要实现社会的繁荣,需要生产的不仅仅是私人产品。公共基础设施(物质层面和社会层面)、教育和健康,以及工作场所、家庭和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的平等关系,对于公共福祉始终是最基本的。如果将一个人视为与其他材料和资本一样的生产要素,那么我们就被降级至商品的水平。 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处于社会顶层的人群正变得越来越富有,而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况却没有改善,二者之间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必须引起我们所有人的关注。旨在缩小这一日益扩大的差距的公共政策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说,造成目前这种不平等状况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世界上有太多的金融资产,既造成了用于实体经济和研究的资本的减少,也导致了短期投资占据主导的局面。我们必须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尽管这一目标很难实现。 不断扩大规模的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它们的市场力量只能由反垄断法加以限制(目前尚无全球性的反垄断机构)。在未来,当这些大企业能够朝着有利于它们的方向统治世界时,便会对我们构成威胁。随着研究越来越集中在这样的大企业中,这些企业所取得的创新大部分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第三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普遍观点——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已经阻碍了人们对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哲学被排除在外,人们曾经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致力使人类更加幸福,如今却将这些精力投入了设计机器人和计算机,并使之从行动上,甚至是思想上超越人类。情感、亲密关系和人际关系,尽管它们还没有被完全取代,但它们之间却加入了人与机器的关系。我们必须抵制经济学将走向自我终结的诱惑。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赚钱”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但是数百年来,“赚钱”只是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如今,经济学产生了其内生性的终结:消费。这种消费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或是支持我们的生活目标的消费,而是会引发更多消费的一种永无止境的循环。当下的经济学以利己的功利主义为前提,提出了一个虚拟的人,即“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理性经济人”所追求的目标是自我效用的最大化(私人产品的获取),而别无其他。世界上大多数经济模型都包含了这种假设,其结果是人类的道德和其他维度在经济思想中不再占有一席之地,而个人或公司的利己主义却占尽了上风。尽管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认同这种经济学范式——例如,人们正在努力恢复其他思维方式,比如“共和经济”和公众幸福感——但是在主流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发生改变之前,人们需要对“理性经济人”所带来的灾难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 最后,我想引用约翰·希克斯的一段话作为结尾,约翰·希克斯于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最早获得该奖项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他194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坚持认为经济学家不仅要学习经济学、统计学和商业(管理),还要学历史和政治。他用下面的两段话总结了自己的论点,我认为这些话对于今天仍然非常重要: 在经济学领域,过度的专业化更具有灾难性。一个只知数学的数学家可能会过着局促的生活,但他对别人没有任何伤害。一个只知经济的经济学家对他身边的人是一种威胁。经济学研究的不是其本身,而是对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一个方面的研究。人们很少会单从经济的角度制定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其他因素——政治问题(国内外)、管理问题、广义上的教育问题、道德问题等——也总是需要被考虑在内。如今,如果指望一位经济学家可以假装只从经济的角度给出建议,而让其他专家出来填补与现实的差距,那简直是糟糕透了…… 当然不可以是这样,如果一位经济学家想在世界上发挥作用,他应当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李嘉图时代的经济学家很清楚应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他们的建议有时是错误的,但并不是狭隘的;不仅仅基于经济推理,而且基于社会哲学。未来的经济学家……也会懂得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什么样的建议,但如果他变得越来越专,就会与社会哲学的背景相脱节,他将会有真正的危险——变成一个用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的商人,满脑子都是摆脱各种问题的妙招,却失去了与最朴素和最根本的美德的联系,哪怕仅仅是经济上的美德,而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立足在这些美德之上。现代经济学正在面临马基雅维利主义真实的危险——将各种社会问题作为纯技术问题来对待,而不是作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同面向。 (本文摘自《欧洲经济史:从大分流到三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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