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城市独居老人，远离“无缘社会”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蔡若愚

    本周，民政部部长、全国老龄办主任李立国展示了一个数据：目前，我国空巢和独居老人已近1亿。因此，李立国提出，要把帮扶困难老年人作为发展老龄事业的重中之重。
    以往，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农村留守老人，但近年来，城市独居老人群体也显现出不少问题，日益增多的“孤独死”就是其中之一。这些由于种种原因而独立居住的老年人，很有可能因为突发病况去世后却鲜有人知。关注这些城市独居老人，使社会变得“有缘”，也许就是关心我们自身的未来。

城市沦为“无缘社会”

    4月中旬，山东济南的一位独居老人被发现在出租屋内去世。据房东所言，老人已在此租住20多年，没有妻子和孩子。发现其出事时，已是3天未见其人影。
    而就在今年3月底，安徽芜湖的一位老人几乎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了世界。当李大爷在床上突发疾病离世时，他所居住的江南春城小区，近3000户共1万人无人知晓。直到20天后，邻居闻到异味向居委会反映，才发现老人已去世多日。居委会表示，在这之前曾敲门想要慰问，并询问其电话，但独居的李大爷不愿告知，只因“骗子太多，怕被打扰”。
    在老龄化更为严重的日本，这样的例子只多不少。数据显示，每年日本有3.2万人以这样的方式死去。2010年，NHK电视台甚至为此做了一部纪录片，记录这些人的生前轨迹。他们中间，有一生未婚的女性，有儿女远离自己的空巢老人，有从来只在网上交友的年轻人……他们活着，但没有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儿女，即使死了也没有人知道。
    这部纪录片名为《无缘社会》，意指这些人所生存的“没有关联、各不相干的社会”。该片指出，如今许多日本人，一是没有真朋友只有表面关系，从而“无社缘”；二是单身者越来越多，和家庭关系疏离甚至崩坏，从而“无血缘”；三是为了谋求发展远离家乡，从而“无地缘”——总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必然衔接，都已经淡化到几乎可以忽略。他们所在的社会，也就逐渐沦为了“无缘社会”。
    在中国，类似的迹象正在显现。“明天，我一定能买一张机票飞向天涯海角；但是明天，我不一定能抵达对门客厅的沙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些颇有深意的语句折射着现代都市里淡漠的人际关系。甚至，亲人之间的联系也在减弱。2013年，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常回家看看”，已经到了需要由法律介入的地步。
    首都经贸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吕学静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的“孤独死”看似严重，其实很有可能因为日本比较重视，新闻报道得比较多。国内目前没有相关统计数据，但她预计，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下一步地方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是什么造成了“孤独死”？

    是什么造成了“孤独死”？吕学静认为，简单来说，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家庭小型化，三是子女离家打拼。这些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共同导致了“孤独死”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人口结构方面，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亿，老龄化程度为15.5%，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口中的高龄老人数量也日益攀升，这意味着更加年迈、体弱的老人变多了。而日本的老龄化状况更加严峻，目前超过1/4的日本人口年龄都在65岁以上。
    家庭结构方面，根据去年卫计委发布的首个《中国家庭发展报告》，建国以来我国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明显，户均人数已从上世纪50年代前的5.3人降至如今的3.02人。其中，由夫妇二人组成的核心家庭比重大幅提高，占全国家庭的比例提高了两倍。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老年夫妇不与他们的成年子女同住。
    而不同住的原因，在于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报告》指出，生育率下降对家庭户缩小的影响正在减弱，持续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正在成为家庭规模缩小的重要推力。而推动人口迁移流动的，则是中国依然在进行中的城镇化进程。
    事实上，城镇化最初影响的是农村老人。伴随着农民工进城，他们的父母和孩子被留在农村，由此引发的养老和育儿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国内媒体关注的重点。但是，由于农村里仍然存在的宗族关系，吕学静判断，农村留守老人的“孤独死”状况可能会少一些。“农村家庭一般有很多子女，家族式的还有亲戚可以承担。”吕学静说。
    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王水雄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伴随着村庄的凋敝，农村宗族的力量正在削弱。“一部分人留在农村，一部分人在城镇化进程中入城居住，大家住得分散、独立，以往的紧密联系由于居住空间的分隔逐渐稀疏。”从这一意义上，王水雄认为，农村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那一代老人的子女通常较多，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孤独死’问题；但另一方面，也许只是媒体关注得不够多，其实‘孤独死’状况未必不严重。”
    不过，采访中学者们均认为，目前中国的情况应该会比日本好一些。除了老龄化程度相对较轻外，城市居住格局的不同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日本私有土地制度上建立起来的居住格局使得独门独户的情况较多，独居老人间联系不多，如果有突发情况就容易出问题。但国内基本上是以小区为单位，小区里的健身场所、绿地等公共空间使得老年人互相之间有一些交集，这些联系都有助于缓解‘孤独死’的发生。”王水雄说。

重点应关注体弱、无子与孤僻者

    虽然学者们一致认为，在“孤独死”方面，中国相比日本情况会好一些，但未来老龄化加剧、城市独居老人增多，这一问题仍需要提前引起各方关注。
    其实，全社会对老龄化问题关注已久。近年来，城市独居老人的话题也逐渐进入媒体关注的视野。但吕学静认为，关注是关注了，但落实到具体的措施，呈现出需求与供给的脱节。
    “比如一些养老地产项目，面积大、距离远，老年人去不了也住不起。这就不是符合一般老年人需求的供给。”吕学静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举例说。
    在她看来，关注城市独居老人，应该提供顺应这些老年人口需求的服务，这才是有效的供给。同时，她表示理解那些不习惯与子女一起住的老人的独立需求，针对这些老人，社区居委会、民间组织和政府要共同负起监测的责任。
    “不管是家人还是社区，都应有网格式、邻里式的关注。如定期联系问候、定期上门服务、定期寻访监测等，并且要将人员和工作落实到位。”吕学静强调，要对这些老人提前登记，关注其日常进出，以及在其居住范围内的安置和照护。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不少城市社区已开始实施登记工作。去年，福州市大凰山社区对社区内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开展了摸底登记。由社区人员详细记录老人们的年龄、性别、家庭住址、联系电话、退休前工作单位、有无领取高龄补贴等资料，同时整理造册、规范管理，为社区进一步做好老年人的各项工作奠定基础。
    摸底登记之后，社区还可以借由照护等方式，加强对这些高龄老人的关注。这其中，除了政府、社会组织和年轻志愿者之外，老人中的低龄老人也可以照护高龄老人。王水雄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日本很早就提出“时间储蓄”和“劳务储蓄”的概念，倡导老年人互助养老积累。主要形式是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健康老人为病残缺乏自理能力的老人提供服务，并对这些服务进行量化积累，从而换取未来当前者进入高龄和病残阶段时所能获得的照顾。当然，这些照顾来自新一批的低龄老人和健康老人。借由这种传递，最终目的是实现老年人之间的互助养老，从而弥补看护人员的不足，节约社会管理成本。
    除此之外，王水雄还提到，政府对社区的规划也很重要。“小型化社区里，老年人的熟悉程度增加，客观上可以避免‘孤独死’。因此，城市在规划居住社区时，不妨将小区规划得小一点。”他建议道。
    归根结底，所有措施都是为了建立与老人们的联系——既有政府、社会组织与老人们的联系，也有老人相互之间的联系，从而避免“无缘社会”的出现。但由此提出的新难题是：如果老人们自己就不愿意联系呢？
    “如果是健康的、性格开朗的老年人，自己就出去参加活动了。重点是那些年老体弱、没有家人或者是性格孤僻的老人，他们或是没有出去活动的身体条件，或是不愿意与外人接触。这些老人主要就该由社会和政府负起关注的责任，把情况摸清楚。”吕学静最后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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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缘社会

    该词汇出自日本NHK（日本放送协会，地位相当于中国的CCTV）2010年播放的一部纪录片《无缘社会——无缘死的冲击》，描述的是当今日本正在步入无缘社会的现状。许多日本人，一是没朋友，“无社缘”，二是和家庭关系疏离甚至崩坏，这是“无血缘”，三则与家乡关系隔离断绝，“无地缘”。
    该记录片的采访主题是“现代人的孤独老死”。高龄、少子、失业、不婚、城市化，造就了这些人。他们中间，有在公司20年没有迟到请假，可是一夜之间变成街头流浪汉的工薪阶层，有一个人旅行的旅者，有一生未婚的女性，有儿女远离自己的空巢老人，有从来只在网络上交友的年轻人，社会联系日益脆弱。他们所在的社会也会渐渐从“有缘社会”变成“无缘社会”。
    其实，《无缘社会——无缘死的冲击》更想回答的是以下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失去与社会的关联而成为“无缘死者”？这些关联与纽带又是如何在人生中失去的？日本这个国家看似平静的水面下究竟发生着什么？
    而其核心问题，其实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则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永恒话题。它们不仅在涂尔干和韦伯的经典理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而且在当代社会思潮中依然是焦点所在。片中所关注的“现代人的孤独老死”问题，以及“无缘社会”的种种肇因，均可以在鲍曼、贝克、吉登斯这三位当代社会学大家所提出的“社会个体化”命题中找到解答。（摘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