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正在走向穷途末路

魏强

    2012年底，安倍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后，国内的经济萧条、通货紧缩和日元汇率高企等问题成为横亘在其面前的棘手问题，为此，安倍一上台就马不停蹄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大胆而激进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与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增长战略是“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安倍经济学”的目标是实现2%的经济增长率和2%的通胀目标，以帮助日本摆脱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通缩状态。在强力的刺激措施下，政策实施初期取得了短暂的成效，日元兑美元显著贬值，经济增长一度恢复到2%左右，通胀也曾回升到正常区间。在提高消费税的预期刺激下，2014年2季度经济指标曾经普遍好转，居民消费、企业经常利润、就业率等主要经济指标创下近20年来新高。在短期的形势好转下，“安倍经济学”带领日本走出通缩的判断一度比较流行。然而决策层对经济前景高兴得未免太早了，经过了三年多的折腾，安倍的答卷让人非常失望，其提交的“成绩单”不仅距离最初目标尚且很远，甚至有越来越差的趋势。从2013～2015年，日本GDP年增长率仅为1.4%、0和0.4%，甚至不及安倍执政前2012年度的1.7%。而到了2015年第4季度，GDP同比下降1.4%，环比下降0.4%，创造了近7年以来的第六次衰退，政府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仍然遥不可及。此外，日本CPI在过去3年的通胀率分别为0.4%、2.7%、0.8%，日本央行预期的2%的通胀目标仍然缺乏信心。“安倍经济学”的财政刺激方案由于政府债务过高只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为2020年的奥运会增加设施投资之外，其他方面乏善可陈。
    面对奄奄一息的日本经济，“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似乎已经衰减到了穷途末路的困境。但是安倍感觉还没有到黔驴技穷的地步，于是2015年9月，日本政府又推出了“安倍经济学”的新“三支箭”，主要内容为：2020年实现GDP达到600万亿日元，加强育儿支持和社会保障改革，力争出生率达到1.8%，将因养老看护导致的离职率降为0。不过，这一目标的实现以实际GDP年增长2%为前提，市场普遍认为脱离实际，难以实现。
    日本央行似乎也到了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的地步，为鼓励银行投放贷款，进一步加码宽松的预期，不得不在2016年2月又推出了有史以来最激进的负利率货币政策。负利率政策背后的逻辑是想把钱从银行体系逼出去，将闲钱转移到市场，从而鼓励投资和消费。不过，负利率政策的实际效果可能相对有限，因为该政策并不适用于消费者，仅适用于新增的超额准备金，况且银行惜贷也与企业的贷款需求较低等因素相关。
    “安倍经济学”出现今天这样的尴尬处境并不是偶然的，与其过度依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很大关系，这就像是为垂死的病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可以短时间内救命，并不能根除日本经济背后的顽疾。在日本当前的经济背景下，不是简单地依靠提高货币供应量就可以摆脱通缩阴影的。日本最根本的问题是代表日本总供给方的企业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日本的国内需求，而代表日本国外需求的出口量由于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而一蹶不振。失衡的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也拖累了“安倍经济学”刺激通货膨胀和提振国内经济增长的政策效果。
    首先，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让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大量企业陷入资不抵债的局面。但日本政府并没有让这些本应倒闭的机构宣布破产，而是通过输血的方式让它们如僵尸般地活着。这样一来，日本民间就长期处于修复资产负债表的状态，持续去杠杆，引发需求不足带来的通缩压力。
    其次，由于日本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人口红利彻底消失，而产业未能顺利转型，致使日本在第三波工业革命中至关紧要的个人电脑、互联网以及手机产业上相形失色，至于在科技产业正当红的苹果、谷歌、脸谱、亚马逊等产业模式，日本企业至今还未能跟上；另一方面，日本如家电等的传统优势产业已经或者正在被韩国和中国的企业赶超，而这些都不是依靠日元贬值可以解决的问题。
    最后，私人消费疲软也是导致日本经济萎靡不振的重要元凶，难以发挥引领经济复苏“引擎”的作用。居民消费主要是由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决定的，央行的量宽政策虽然能够制造通胀预期，逼迫居民增加短期消费，但是长期来看，如果就业和工资的上涨不能提振消费，经济情况将不容乐观。为此，安倍政府不断公开要求企业上调工资。然而，安倍政府对企业员工涨薪的承诺基本没有兑现，占日本GDP大约六成以上的个人消费在第一和第二季度环比都出现了负增长。第三季度勉强实现了0.5%的正增长。何况薪资上调不可能完全抵消消费税上调的影响，这突显出日本政府抗通缩战役所面临的困难。
    量化宽松的实质就是无限制地印发钞票，向市场注入丰富的资金，这势必会导致资产泡沫的风险。由于日本实体经济投资渠道狭窄，量化宽松的货币将会流入股票市场或者房地产市场，从而催生资产泡沫。一旦市场丧失对政府及其政策的信心，将导致日本资产价格恐慌性下跌，而且量化宽松导致货币泛滥的副作用不可忽视，资金可能撤离日本资本市场，为日本未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炸弹”。
    面对不断下滑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安倍政府为了扭转当前的困局，或许还会继续从加大量化宽松规模来征收通货膨胀税和依靠增发国债来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个方面来努力应对。
    在财政刺激方面，日本通常会通过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托底，而对于年中的经济下滑则一般会增加年底的财政补充预算来刺激。但是当前日本政府已经债台高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200%，赤字财政和债务融资的空间已经达到极限。因此，这次能否在年度财政补充预算上加大政策力度、推行结构性减税、扶持中小企业仍然是安倍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货币政策方面，为了配合财政刺激，解决赤字缺口，日本央行应该会继续加大“量化宽松”规模，并进一步推行负利率降息的政策以减轻债务负担。然而，目前日本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处理不良资产、补充自由资金，并通过商业银行之间的整合、兼并及裁员等方式提高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因此，即使日本银行大幅度地增加基础货币供给，更多地会增加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而未必会明显增加基础货币的供应量。
    另外，安倍政府应该会继续推动日元竞争性贬值，或者通过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谈，寻求改善与中韩两国的关系，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互补，以求达到推动出口的目的。
    总之，无论是“安倍经济学”的旧三支箭还是新三支箭提供的政策药方多是一种应付短期经济危机的手段，而且还必须是对症下药的时候才能收到良性效果。日本面临的长期性结构萧条问题，实行量化宽松的政策效果作用不大。日本经济的病根不在金融领域，而是在实体经济领域。未来要想彻底摆脱通缩的阴霾，深层次的结构改革比简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更重要，而结构性改革的长期效果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日本的经济问题就像一面镜子，我们是否从里面照到了自己呢？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