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蔡若愚
7月,上海普陀区杨柳青路735弄爱建新村小区5号楼的居民迎来了一件大喜事——该楼加装电梯项目开工了。参加该项目开工典礼的上海电梯行业协会办公室主任秦炯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爱建新村由于房型特殊,非常适合加装电梯。他期待先装好一栋楼,再借由其示范效应带动整个小区加装电梯。“能成为老楼加装电梯的示范小区就更好了”。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测算,目前北京可加装的老旧及新建多层住宅楼约1.2亿平方米,逾3万栋;上海7层楼以下没有电梯的多层楼房面积约1.5亿平方米,逾20万栋;广州有5万栋旧楼未加装电梯……
这些数据来自今年6月刚召开的“中国老旧住宅加装和更新电梯论坛”。过去的一年,老楼加装电梯的案例频增,社会关注度持续升温,一系列政策和试点陆续推出。资金、审批和协商三大难题,均有不同程度化解。尽管如此,采访中无论是居民、行业协会还是相关学者,都表示期待更高层面的新政出台,“给政策比给钱更管用”。
各地频现成功案例
经过一个冬天的等待,家住中央党校住宅楼的李先生终于不用再每天爬楼了。去年夏天,他们这栋住宅楼安上了电梯。有了电梯,家住顶层的李先生上下楼明显勤快了很多。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中央党校是北京较早开展老旧住宅楼加装电梯工程的单位,从2012年开始至今,已完成两期工程,安装电梯约百部。其中2014年的二期第二阶段项目,在业内甚至被作为老楼加装电梯的代表性项目。
实际上,去年至今,老旧住宅楼加装电梯的成功案例捷报频传。在青岛,去年11月,黄岛区武夷山路附近一居民小区成功安装电梯;在上海,普陀区梅川路的怒江苑小区7号楼加装电梯如今已运行半年有余;在武汉,今年6月12日,江岸区台北一路老小区“华港苑”由居民自筹117万元加装的3部电梯投入使用……
而在中国招标网上,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发现,今年以来,就有四川西南科技大学科大花园加装电梯方案竞选、陕西长安大学本部多层住宅楼加装电梯工程、上海紫云西路50弄1~4号房屋加装电梯改造工程、广州南京路14号大院警察职工住宅加装电梯井道工程等多个与老旧住宅楼加装电梯有关的工程项目在招标。而如果将范围从老旧住宅楼扩大至老楼,那么加装电梯的工程项目招标更是多达数十个。
从本报去年年初关注该话题至今,老楼加装电梯似乎已现“破冰”之势。
全国层面的政策亦有突破。去年年初,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写作《老楼加装电梯:有解与难解的那些事儿》一文时,尚未看到国家层面的政策对此有所提及。但去年10月15日,全国老龄办在合肥举行的老年宜居环境建设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草稿)》已经提出,将实施“老年人下楼行动”,为老年人集中居住的楼房加装电梯,或爬楼辅具。
新喜:技术不是难题,关注推动试点
在秦炯看来,如今,老楼加装电梯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障碍。“一般5~6层的电梯对电梯公司来说,都没有问题,一般用户的需求都可以给予一一满足。”秦炯表示,其实电梯公司对老楼加装电梯非常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他给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上海现有老楼数量若以20万栋计,每栋楼1~3个门牌,即便其中只有1/3的住户加装电梯,也有20万台。而现在上海在用电梯总计不过20多万台。“所以对于市场来说,这一块是很大的商机,各大电梯公司也在密切关注,希望政策能够撬动这一市场。”秦炯说。
那么政策究竟推进得如何?起码,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深入,老楼加装电梯正日益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上海,“老楼加装电梯”曾多次进入两会代表的议案提案。有“电梯代表”之称的上海市人大代表曹兆麟,自2010年开始就持续递交老公房加装电梯的书面意见,至今已递交13份。
今年上海市两会上,来自浦东新区的市人大代表徐红和来自闵行区的市人大代表陈峻均提交了关于推进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书面意见。陈峻进一步建议应将其列入上海市“十三五规划”的民生工程,并列入上海市旧区改造规划。
这些努力推动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最重磅的莫过于2014年初,上海市政府出台政策,对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项目给予施工金额40%的补贴,最高每台不超过24万元。而在今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中,也将“支持居民开展既有居住建筑适老性改造”写入了条款。
在北京,原北京市人大代表张风早在2009年就提出了在老旧小区加装外挂式电梯的建议。在其推动下,次年北京市出台了《关于北京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的若干指导意见》。
今年,在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下,由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牵头,政府出资补贴,城六区老旧小区中的100个单元楼门将试点统一安装电梯,力争年底完工。
旧忧:审批仍存变数,协商考验自治
在去年年初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写的相关报道中,资金、协商和审批被认为是老楼加装电梯遭遇的三大普遍难题。
彼时,资金问题的解决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一方面,筹资形式有多种尝试,除了自筹之外,财政补贴资金和社会筹资形式均有不同程度的补益;另一方面,电梯费用持续下降,目前已经从几年前的三四十万降到20万元以下。尽管如此,秦炯坦言,加装电梯的整体费用仍然高达65万元左右,“土建工程和政府收费项目占据了整体费用的2/3有余”——资金问题正在部分转为审批难题。
据悉,居民如果申请加装电梯,首先需要从住建部门取得图纸,其次施工过程中会申请动用公共管线,这些都涉及到政府收费,某种程度上也是审批的环节。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在上海的案例中,很多居民等不到补贴,原因就在于补贴是“加装成功后”补贴,但加装前的协商、审批和资金难题就已经拖住了加装的步伐。因此,采访中有学者质疑这种前端收费、后端补贴的模式本身就存在矛盾,会削弱补贴的意义。
而在北京,老楼加装电梯之所以出现另一套“加装座椅式电梯”的模式,就是因为最初遭到了住建部门“没有预留电梯间”的否决。
所幸,关乎审批也有好消息。秦炯透露,此前媒体报道的上海“加梯”需盖46个公章,如今已减少到20个左右。而针对取图纸、规划等较专业的流程,目前也出现了专门的中介公司来承担此事。一家名为筑福集团的公司专门从事旧楼加装电梯“一条龙”服务,近年来已经在上海、北京、福建等地先后牵头完成了数十项旧楼加装电梯的项目。
流程的缩短、中介的出现,都有助于化解审批难题。那么剩下来的还有协商难题。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张农科曾表示,关于老旧住宅楼的上下楼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难度不在技术上,而是业主的意见难以统一。
李先生所在的党校住宅小区,协商相对顺遂,是因为住在一个楼里的基本都是一个单位的职工。即便如此,李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一二楼的住户一开始并不同意,协商花费了一段时间,最终的方案也都是有妥协的方案。
事实上,老楼加装电梯容易成功的案例基本来自熟人社区。如珠海市最先审批通过并建成投入使用的老楼加装电梯案例,就是一栋原外经贸局的干部住宅楼;同样,从广州已加装电梯的旧楼来看,主要以公安系统、民航系统、农业厅、发改部门、法院等单位的宿舍小区为主。
在这方面,成功加装电梯的上海怒江苑7号楼提供了一些宝贵经验。该项目牵头操作人朱红红表示,楼宇里的协商,能否让所有家庭畅所欲言、彼此沟通最关键。很多矛盾,都是在居民的“直接”沟通中消失于无形——一楼的住户与高层住户面对面交流时,对每天爬八九层楼梯的劳累将心比心,大笔一挥勾了“同意”。
对此,秦炯也表示,这两年比五六年前已经好多了,“我为人人”的意识不断提升。“以前低层住户有各种理由,诸如‘挡住我的风和阳光’,甚至‘挡住我的风水’,一定要给钱才让装,现在这种情况听到少了。”秦炯说,更重要的是,通过共同协商,锻炼了社区自治能力,形成了信任的良性循环,为后来者加装电梯探明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