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科技、二出政策、三变行为 伯明翰校长为中国治霾出招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荆文娜

    这几天的北京云淡风轻、明媚清亮，但回想起一周前被雾霾重重包围的情形，人们至今还心有余悸。2017年新年前后，两轮重度雾霾袭击我国部分地区，部分时段PM2.5值爆表，突破400微克/立方米。1月3日，中央气象台将大雾预警提升至最高等级红色，同时继续发布霾橙色预警。
    雾霾的频繁“来访”使得人们的心里也泛起了“雾霾”——这样的天气是要成为“新常态”吗？在北京，记者看到，如果说以前戴口罩属于小众的话，那么如今的景象是：戴口罩成为一种常态，放眼望去，十之八九都带起了或防霾口罩，或一次性口罩。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接受采访时表示：治霾，没有一招致胜的办法，需要较长期和多方面努力。以北京为例，要想呼吸到洁净空气，PM2.5浓度降到35微克/立方米，可能需要10~15年时间。
    其实，西方国家治理雾霾也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既然短期内无法摆脱雾霾的困扰，我们更应理性积极地采取应对和防护措施，而非一味地抱怨、质问和表示无奈。
    英国作为治理雾霾的“老大哥”，在治霾方面有不少心得。近日，英国伯明翰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就空气污染等环境和气候难题进行研究合作。中英双方研究机构的学者对中英两国雾霾的区别及对我国雾霾的治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最近一轮的持续雾霾天气中，微信圈等社交平台流传着各种有关雾霾的段子，其中不乏一些负能量的。对此，英国伯明翰大学校长大卫·易斯特伍德（David Eastwood）先生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其实英国早在20世纪初期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每天打开报纸看到的也有很多负能量的抱怨，比如伦敦的气味有多么不好、环境多脏等。但同时，报纸上也会提及使用一些新的技术使人们出行更加放心的声音。
    大卫·易斯特伍德先生对于中国雾霾的治理，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是进一步发展科技。科技的发展是改变现状的重要因素，通过一些新技术可将能源变清洁。清洁能源与清洁使用能源是不同的概念，如水电、太阳能等为清洁能源；而清洁使用能源则是指研究如何使燃煤等的排放降低的技术。伦敦当年的污染源主要是以燃煤为主，因此治理相对较为容易。如今伦敦的污染源已不再是燃煤，而主要与机动车有关，包括柴油车的直接排放产生二氧化碳与可吸入颗粒物等。而北京的问题与伦敦不同，导致雾霾的来源有很多，包括一次排放与二次排放。一次排放指机动车、燃煤等；二次排放则指大气中一次排放出的气体污染物转化成颗粒物。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非属于线性关系，直接控制一种气态污染物并不一定能够达到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效果。这也是中英双方在大气研究计划中需要探讨的方向。
    其次，还需要政策的制定，促进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包括制定一些标准，排放高的技术是不能利用的。
    此外，更重要的是民众（消费）行为方式的改变。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带来快捷舒适的同时也增加了排放。尤其是作为我们下一代的中坚力量——学生群体，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影响环境变化的，值得人们思考。以手机为例，制造手机需要消耗很多能源，同时使用手机也需要很大的能源消耗。“当我看到学生每天有5个不同的移动设备连接到网络上时，我会建议学生关掉一些其他的移动设备，这样可相对减少能源消耗。”大卫·易斯特伍德先生说道。
    对大卫·易斯特伍德先生的建议，中国科学院前副院长李静海表示赞同，“如果以上三点都能做到，消除导致雾霾的污染则会加速。”
    知易行难。伯明翰大学合作团队的专家同时表示，目前中英双方的合作当务之急就是要将污染来源分辨清楚，通过分析2016年收集的数据样本，找出究竟哪些排放在污染来源中占比较重。对于“追因”的问题，李静海解释说，造成雾霾的原因基本上是清楚的，即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形成的一些水分，气侯条件适应时形成雾霾。但不同地区因排放污染物的成分不同，相关情况也有所不同。目前所谓的“追因”是追这个差别，而非为什么有雾霾。
    “在应对雾霾和任何科学问题时，都不仅仅只是应用现有最好的科研证据，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其本土化，使其具有可行性及更好地应用。我想这也是中国强调中国特色方式的原因，如果把国际经验生搬过来，不一定会给我们提供有效的解决手段。”大卫·易斯特伍德先生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