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职调研触问基层所需 善出良策展现发改担当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程晖 刘润

    8月29日上午9时，国家发展改革委中配楼四层大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周三大讲堂“基层挂职锻炼干部蹲点调研成果交流活动”在这里举行。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坐在主席台上的不是委领导或司局长，而是从基层挂职锻炼回来的年轻干部代表。他们分别是来自基础司的刘强、就业司的韩非池、社会司的鲍文涵、价格司的赵心泽和政研室的徐豪熠。而听众席上也大多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年轻干部，他们有的即将奔赴基层一线进行挂职锻炼。
    国家发展改革委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组织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2014年开始积极推动委内与地方发展改革部门之间干部相互挂职，共同提升全系统干部队伍整体能力，2015年印发《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关于加强干部挂职锻炼促进系统融合统筹的意见》，选派的人员一般是以基层工作不足两年的年轻同志为主，也包括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司处级干部。目前，每年到地方挂职的干部有将近30名左右。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何立峰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充分发挥赴基层挂职干部蹲点调研作用”的指示精神，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要求每位挂职干部在挂职期间要撰写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等，并首次通过周三大讲堂这个平台让优秀调研报告的作者与大家交流。

深入调研解剖“麻雀”

    “88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江西寻乌开展了为期21天的农村调查。他曾说到‘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我们这次按照委党组和人事司的要求，以毛泽东同志寻乌调查方法为指导，实地调研了吉林省延边州汪清县的东光、百草沟、大兴沟、天桥岭、罗子沟、鸡冠乡五镇一乡，走访了发改局、住建局等政府部门，深入调研了十多个项目，与贫困农民、村干部、企业家等进行数十次的一对一入户访谈。”韩非池说。
    包括韩非池在内，4位年轻的驻汪清县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干部组成一个调研小组，其中3位都是博士，有着丰富的调研经验。他们准备了180个问题提纲，围绕乡村振兴的内容与当地老百姓交流，听他们讲鲜活的故事。通过深入调研，写成了1万多字的调研报告——乡村振兴中的“喜”与“忧”。
    “农民增收，喜在脱贫有保障，忧在致富缺动能；农业发展，喜在单点已突破，忧在体系未成熟。”韩非池表示，总的看，汪清县的乡村振兴进程中“喜”“忧”并存，应抓住人力资本积累、资源流动渠道、干部激励机制三个关键“棋眼”，下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
    刘强挂职于安徽省安庆市，在2017年5月份到2018年5月份的一年间，担任桐城市副市长职务。刘强表示，在挂职初期，他将桐城市下属的7个县全部走遍，蹲点调研当地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推进情况，没了解清楚情况决不离开。
    “挂职基层这项工作最有意义的地方在能了解到地方真实情况，观察地方各级干部是怎么理解和执行中央下发的各类文件及政策的。”刘强说，“在桐城市，地方对于发展经济的诉求十分强烈，千方百计谋发展。”
    刘强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通过基层挂职锻炼，了解基层，服务基层，为地方帮忙但不添乱，更加理解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的艰辛与困难，因此有利于自己未来在编规划、做决策时，更加“下接地气”。
    鲍文涵和赵心泽以选调生身份进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作，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工作不久便被派到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灵寿镇挂职，担任该镇党委副书记，他们分别结合自己司局的中心工作开展了相关的调研。
    “为期两年的挂职基层工作，不仅是对基层工作经验缺失的弥补，也是一次极好的锻炼学习机会。”鲍文涵说，灵寿县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定点帮扶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脱贫工作尤其艰巨。
    “公共服务是衡量脱贫攻坚成效的重要指标，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问题解决好了，脱贫攻坚也就成功了大半。”鲍文涵认为，贫困地区公共服务与脱贫攻坚成效通常呈正相关。“例如，有一次去贵州遵义调研发现，两个相距不到100公里乡镇——官仓镇和寨坝镇，具有相似的资源禀赋、交通条件、人口规模，但是基础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做得较好的官仓镇，人均收入超过了11561元，而寨坝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相对滞后，其人均收入仅刚刚突破6000元。”
    由于基本公共服务是社会司的一项中心工作，鲍文涵便利用挂职的宝贵机会，继续对“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这一问题进行调研，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灵寿县灵寿镇、岔头镇、南营乡等乡镇实地了解乡村学校、卫生院、养老服务中心、村民活动室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运行情况，走访贫困户，对公共服务助力脱贫攻坚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灵寿县农村贫困人口从2015年的43718人降低到目前的6592人；贫困发生率从16.3%下降到2.48%，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经过调研，从公共服务的视角来看，鲍文涵把灵寿的主要做法总结如下：一是以基础设施先行带动脱贫攻坚。15户以上的村民小组都能接入交通“毛细血管”，安全饮水、电力保障、宽带通信同步推进。二是以完善就业培训夯实产业扶贫基础。如，当地扶贫龙头企业河北益康公司在9个扶贫村就地建立了生产加工基地，开展丝瓜种植技术培训，种植了丝瓜7000亩，通过培训丝瓜品质提高了，每亩毛收入增加4500元，同时开展纺织品加工技术培训，让农民可以就地变成工人，使1200余名贫困人口实现就地就业，年人均增收近2万元。三是以推进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四是以健康扶贫破解脱贫攻坚关键环节。“灵寿按照每人70元的标准，为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办理健康补充保险，在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的基础上，对贫困人口实行第四重保障。”
    
“汲取”基层干部“智慧”，提升统筹协调能力

    鲍文涵表示，这一年多时间学到的很多，最记忆犹新的是地方干部工作的不易，如何将中央的文件精神传达和落实到基层，需要一定的智慧。
    在细心的观察中，他总结出提升统筹协调能力的“四字法”——“讲、精、实、新”。
    讲，既是讲政治也是讲技巧。一方面，要时刻将“四个意识”入脑入心，另一方面，具体工作中也需要讲技巧。处理群众具体矛盾问题，要做到外圆内方、不急不躁、刚柔相济，既要站在群众角度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又不能违背纪律规矩和政策底线。
    精，即是精益求精，好中求好。基层社会治理要摒弃和摘掉“差不多先生”的帽子，哪怕再小的惠民政策也要千方百计“做到极致”，务求打通“最后一百米”的服务壁垒，最终实现精心谋划、精细管理、精准服务。
    实，既要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也要培育“真抓实干”工作作风。要在充分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率先垂范扛起大旗，针对问题抓落实，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提升获得感。
    新，即是创新。基层干部要善于打破思维定势，敢于相信群众智慧，要有“道在日新，艺亦须日新”的决心和勇气，做到“哪怕极微小的创新都倾尽全力”，基层管理转型和发展转型就能加快实现。
    作为价格司的一员，赵心泽的调研则围绕光伏发电展开。光伏项目对于扶贫的意义怎样？如何定价更能显现扶贫效果？赵心泽采取发放问卷、座谈交流，并邀请业内专家一起，对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调研。“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在基层更多地锻炼协调处理能力，这种智慧需要长期磨练。”
    “政策有时候在基层落地时并不能完全得到群众的理解和配合，如果基层干部善于和老百姓沟通的话，就能更好地让政策落地。”赵心泽说，他们在处理协调一些具体矛盾的时候，基层干部也会有因事制宜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有时会让老百姓切身体会到落实政策的一些“好处”，而有时又要施行一定的刚性措施才能保证政策有效落地。
    在观察基层干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韩非池发现，基层干部特别善于把“大道理”讲成“小道理”，他们也许对一些大政策大方针的理解还不够系统准确，但他们能用乡亲们熟悉的语言，把政策讲到群众的心里。例如，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时，一位乡镇干部给各家做工作时说，“家里要打扫得干净，才说明这家媳妇有本事”，一下子把群众逗乐了，也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牵住“牛鼻子”，做好“算账先生”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对认真落实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进行了动员部署，把提高脱贫质量摆在首要位置，确保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交出一份高质量答卷。人事司对标定点扶贫工作的各项要求，优中选优选派挂职干部，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所有挂职干部都将派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3个定点扶贫县（河北灵寿县、吉林汪清县和广西田东县）挂职，推动全委定点扶贫工作提质增效，助力3个定点扶贫县如期脱贫摘帽。
    “在对定点扶贫县的调研中，我们要给每一个被调研的农户算收入和支出的明细账。”韩非池说。“2017年，汪清全县共脱贫5129人，占贫困户人数的36.8%。通过算账，我们深入思考可以通过哪些政策来优化他们收支上的哪几个数字。”
    “汪清的木耳产业发展良好，但该产业附加值相对仍不高，可纵深挖掘财富的空间有限。汪清农民要进一步向致富的目标迈进，还需要发展其他产业，形成多头共进、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韩非池还分析了当地的其他产业。一是黄牛产业。汪清县产的延边黄牛肉质好，销路畅。但由于当地牛骨架较小，产肉量少，经济价值相对其他牛种较低，而改良品种从而增加产肉量的资金、技术门槛较高，当地政府和企业都难以负担。另一方面，当地黄牛养殖采用的是放牧式散养，难以形成规模，黄牛粪便对村容村貌也影响较大。而建设牛舍土地和资金投入较大。按照每头牛4平方米牛舍，每平方米1200元成本计算，全镇黄牛都进行集中养殖至少需要土地9.6公顷，投资约3亿元。县里财政难以负担，集中这么大面积的土地也有一定困难。二是中药材。但药材市场价格波动极大，农户难以承担种植风险。
    “乡村振兴要靠人才。一个人口老龄化严重且人才不断流失的乡村，是没有振兴希望的。目前人才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大趋势固然存在，但也并不意味着乡村就是人才的‘沙漠’，只要用心做好培育，抓好招才引智，乡村也可以成为人才‘高地’。”韩非池结合就业司本职工作提出建议，“拿出优质资源大力扶持返乡创业，建设返乡创业园等产业集群。支持鼓励返乡创业人员创立和管理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和农业带头人培育扶持。另外，还可以借鉴‘千人计划’模式为乡村重点引进关键技术和经营人才，由上级组织部直接管理等。”
    赵心泽更是将算账精确到“一分一厘”上。“算账是价格工作的基础，算好账才能定好价。”
    她对标杆上网电价下调过程进行敏感性分析。以村级电站为例，电价在每千瓦时0.75元、0.85元、0.98元的情况下，项目收益率分别为-8.7%、0.4%、6.6%。由此可见，资本金收益率对电价调整十分敏感，目前电站盈利主要是因为享受了政府补贴政策，如果将来电价下调，只有通过压缩设备组件等建设成本，才能维持一定的盈利水平。
    “调研发现，光伏扶贫取得了很好的扶贫成效，较好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然而仍面临着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资金、人才、机制、质量等方面。”赵心泽说，“例如，电站投资非技术成本高，贷款利率、弃光率、土地费用、税收等非技术成本占比约50%，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土地费用偏高。我们调研的协鑫公司光伏项目的成本拆分表显示，在2.2亿元的成本费用中，土地费用为1571万元，占7.1%，居成本费用第二位，而国际上很多国家光伏电站土地成本几乎为零。2018年光伏扶贫项目的增值税为16%，地方政府和村民反映，作为扶贫产业，税负较重。”
    “随着光伏行业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普通光伏电站电价补贴标准已开始下调。”赵心泽建议，应综合研判财力条件、脱贫任务、电网消纳能力等，强化增量规模控制，防止地方因“补贴冲动”一哄而上；严格把扶贫对象限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确保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同时，结合村集体经济发展前景，在光伏大棚下种植农作物，因地制宜推广农光互补、林光互补、药光互补的“光伏+”模式，尽可能使多种扶贫和产业发展政策齐头并进，为农户增加双向收入，带动当地就业，实现“造血式”扶贫效果。
    两个小时的交流活动中，台下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即将到基层挂职的同志表示，很期待未来两年的挂职锻炼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