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从1979年的不到20%一路上行,2018年已经接近60%,距离70%的拐点不远。但与此同时,1996年当城镇化率突破30%时起,我国每年新增城镇化率曾超过1.4个百分点,此后出现逐步下行,2018年我国新增城镇化率不足1.1个百分点。
城镇化曾是过去4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的进程,不仅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其衣食住行等需求也直接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根据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水平已经接近拐点,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长期增长红利的彻底消失呢?
事实上,虽然我国在城镇化率水平上有了不小的提升,但目前我们的城镇化仍是从不完全阶段向成熟阶段过渡,将是未来值得重视的增长红利,这主要依靠两大动力:一是户籍化,二是城市化。
户籍城镇化率仍低,红利空间有待释放
按照常住人口统计,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0%,但由于我国存在着具有国情特点的户籍制度,按照户籍人口统计,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不足45%,两者之间存在着超过15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一“裂隙”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还有不小的红利释放空间。
在常住人口新增城镇化率已经开始放缓的背景之下,政策层面对于放松约束所带来的制度红利日益重视,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文件频频出台,这些举措的推出均是沿着“由常住人口向户籍人口转化”的方向,弥合两者之间的“裂隙”。
在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拓展和覆盖的当下,放松户籍限制是否还具有吸引力?西安在近期城市“抢人大战”中的表现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解。2017年初开始,西安市率先发布降低门槛的户籍新政,2018年又再度加码并简化落户流程,而西安市每年新增户籍人口由此前平均不足8万人的水平,一跃至2017年的20万人,2018年更是大幅增加近78万人。由此可见,大城市的户籍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吸纳而来的高学历人才,无疑将使得西安在创新发展中抢占先机。
从各省的情况来看,东南沿海发达省市待转移的常住人口相对较多,但由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人口承载能力有限,户籍约束依然偏强。广东、浙江两省既有常住人口向户籍人口转化的迫切需求,又具备放松户籍限制的现实条件,因此,或将明显受益于当前所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广西、河南、贵州等中西部省份,存在着规模较大的人口净流出,能够分享到的户籍改革红利相对有限。
城镇范围逐步扩大,城镇化率处于较高水平
我国城镇化率虽然目前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率的提升不仅仅是人口迁移的贡献,很大程度上也与城镇范围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区域经历了“撤县设市”、“撤乡改镇”的过程。
2007~2017年,我国城区面积扩张,县城区域缩水;建制镇范围扩大,乡村数量锐减;镇区人口沉淀,常住人口远超户籍人口。
城市化水平尚低,新红利值得期待。虽然我国的城镇化率接近拐点,但镇区人口的大量沉淀造成我国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8.5%,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42.3%。但如果仅仅考虑城市人口,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及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水平远低于城镇化率水平。而随着城市户籍等限制的放开,其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优势将对乡镇人口形成持续的吸引力,由“城镇化”到“城市化”的红利值得期待。
城市化趋势已现,在校生增长较快。由于我国小学入学率较高,且小学生的数量统计相对准确,因此可以从在校小学生数量变化的角度来观察人口的变动情况。2015~2018年,城区范围的在校小学生数量年均增长6.6%,镇区范围的小学生数量年均增长2.6%,乡村范围的在校小学生数量年均缩减3.5%,虽然乡村小学生数量的缩减或许受到学校撤并的部分影响,但城区学生数量的增速超过镇区的2.5倍,这意味着人口正在向城市集中。
高层级城市人口集中,生活垃圾有所体现。不仅城区和镇区之间的人口情况存在变化,城市之间也存在着人口由低层级城市向高层级城市集中的现象。通常来说,生活垃圾数量与人口规模呈现同步变化,2010~2017年间县级市的生活垃圾清运量年均增长2.1%,而同一时期地级市的生活垃圾清运量增速在5%以上,超过县级市增速近3个百分点,生活垃圾量的长期高增长正是地级市相对于县级市人口逐渐集中的一种反映。
拥抱未来蓝海,经济不会失速
三四线人口占比扩张,未来深度城市化将是蓝海。户籍化叠加城市化,使得我国城市未来10年将成为人口集中的主战场,不仅包括常住人口户籍的转入,还会迎来农村和镇区人口的流入,但城区常住人口已经较多的一二线城市受到承载力的约束,仍会维持部分限制措施。那么,广大三四五线城市将成为吸纳人口的主力。预计,10年之后三四五线城市建成区户籍人口的比重将可能从目前的21%提升至41%,未来深度城市化是一片巨大的蓝海。
城市化缩小收入差距,缓解收入分化态势。目前,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略呈回升态势。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来看,自2015年达到0.462的低点之后持续缓慢上行,2018年已经回升至0.468。而从城镇化到城市化的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乡镇居民的收入,从而有助于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助推消费水平提高,消费水平前景明朗。由于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因此水平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而目前城市与乡镇之间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消费鸿沟”。
地产投资或具韧性,经济失速风险不高。从投资端来看,虽然房地产高增长的“黄金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但户籍化和城市化的新红利将使得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中,这将形成对城市地产需求的支撑。在传统增长引擎相对乏力、潜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背景之下,城市人口的集中趋势对于投资和消费需求均有带动,大幅降低了未来经济失速下行的风险。
(作者系海通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