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世界环境日前后，政府和各种民间环保力量都异常活跃。6月5日当天，国家环境保护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公布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并集中回应了近来西方媒体热炒的“经济刺激国家计划背景下，环评绿色通道为污染项目开方便之门”。同日，人民网环保频道联合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就“中国企业该如何绿化”，遍邀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环境NGO、企业家及媒体，不设禁区、不打棍子，真实诚恳地探讨在环保领域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不同认识、谁才是环保的真正主体等问题。本文集纳了这场讨论中代表各种立场的各种声音，并刊发《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如何做环保》，希望能对中国环境保护领域乃至社会公益领域长期以来纠结不清的一些问题，提供一个视角，权作管窥之用。

杨平

    自从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出现以后，在全球范围内，乃至在中国境内，企业除了承担商业责任，包括纳税、就业等以外，还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已经成为潮流。而对于中国的企业家而言，责任和能力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而且还必须看到，在企业的公共责任与公共能力方面，全球经历了重要的变化趋势。
    早年马克思在论证资本主义的时候，就曾经讲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致命矛盾，就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和产权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为此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使得今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看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资本的生产链条越来越社会化，而资本私人占有的理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比如微软这样的垄断型企业不断遭遇社会提出的限制“要求”，再扩大到所有企业，它们在运行的过程中要不断地面对来自公众、媒体的各种压力，包括环境责任带来的压力。所以，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公共责任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在这样的态势下，中国的企业界承担公共责任、承担绿色责任、承担社会责任既是一种潮流，也是不可阻挡的。谁要想逆这个潮流动，这个企业本身的商业利益也很难得到保证。
    另外一方面，从NGO（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包括企业的发育来说，也存在一个公共事务能力的问题。我们把公共事务能力分成两块，一块是企业的公共能力，还有一块是NGO的公共能力。我从自己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做基金会、同时做一些文化事业的经历中，得到了一个很深的体会——中国企业界在承担公共事务的时候，确实有一个自身能力的限度问题。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同时也要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不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恐怕它的责任意识、冲动意识和最终达成的可能效果就不会太好。
    具体地说，做企业基本的原则，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润，这是企业家擅长的。在这个过程中要求产品是标准化的、模式化的、可推广的、可复制的，从北京可以复制到纽约，这就是最好的产品，这就是商业逻辑。但是如果做环保，或者做专业性稍强的公益事业，你就会发现它的原则不是这样的。后者更强调的是本土化、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照顾弱势群体、照顾少数族群，它的组织原则也是这样的：更强调的是平等、参与、利益相关方的共同介入。而商业组织强调的是令行禁止，非常尊重组织，尤其是最高层的组织权利，这种组织方式、专业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面对这样一种商业逻辑和公益逻辑的差别，企业界应该知道自己的边界。
    除了边界意识外，还有另一个问题。中国企业界做公益的时候，尤其在做扶贫、慈善公益活动的时候，由于公益业务相对比较单纯，也比较简单，所以亲力亲为往往能够产生比较好的效果。但是放到环保乃至更复杂的、专业技术力量很强的领域的时候，尊重专业团队、授权专业团队、发育培育专业团队就成为企业界非常重要的责任。目前，中国的企业界在这方面还不够成熟，更多地用自己的热情替代了专业团队的热情，这是初期做公益的时候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长此以往还是不行的。
    做公共事务最重要的是有公共事务的载体。在中国社会，政府肯定是主要载体，但是政府有它的极限，有它的能力不及之处。所以市场化的今天，大家都说公民社会。今天的NGO组织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应该说能力不足。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专业能力极其不足。比如，四川汶川地震，大量的志愿者和NGO组织蜂拥而至，到了后期很多志愿者和志愿组织让政府头疼，这些志愿者和组织缺乏相应的能力，还要政府来配置很多资源、配置很多人力来关照和支持。这一缺陷是非常明显的。第二，NGO组织的管理能力和组织力相当弱。最典型的就是现有的组织中间、本土的组织中，能够发展成规模化的组织很少，包括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阿拉善是由于企业家介入，形成了比较大的所谓资源背景。但是就其专业的团队而言，也始终在攀山的过程中。组织力、管理能力的核心是治理结构。怎么能够达到较为理想和合理化？这个过程，中国的NGO组织可能还要学3到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才有可能逐渐发育成比较好的团队。
  （作者为《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