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吴渊 李明思 方学
    “未来已经到来了，只不过未来是不均匀的分布的。”
    在以“4G：布局真正的移动互联时代”为主题的博鳌论坛分论坛讨论中，嘉宾之一的Evernote首席运营官Ken Gullicksen是这样说的。
    在科技的未来中，“一年一个分水岭”的说法似乎都不足以描述其日新月异的速度。尽管业界对第四代移动通讯技术标准（4G）首次正式出现的时间有所争议，然而在2010年前后，它已经正式出现在美国、北欧、韩国等地的商用通信市场却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有研究与报道认为，中国在4G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速度上已超过了经济陷入低谷的欧洲，但需要看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地区，关于4G网络的技术实验开始于2011年，正式投入商用也就是去年底的事情。就算将超过4年的技术滞后期抛开不谈，4G网络在国内仅仅几个月的诞生发展之路，走的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完善的市场需要充分的竞争

    国内最早开展4G网络研究并第一个将其投入商用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最近却因其在香港地区与大陆之间的4G服务资费标准差异而陷入了尴尬。直接的后果便是，舆论场中原本压倒性的期待也因此悄然转变，从而陷入了反思之中。
    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明介在论坛发言时表示，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大方向应该是“怎么样让用户用付得起的价钱使用这些服务。”尽管新科技的发展都需要投资，而投资都需要回报，但这个过程不能以不合理的高价完成，而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等收入消费群体所蕴含的庞大投资机遇。
    “让最终用户以付得起的价钱，得到服务跟设备，这就是所有可能的投资的机会。”蔡明介强调。
    所谓市场调节，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同业之间的竞争迫使企业设法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与服务，从而促进行业发展，也使得消费者最终获益。但当消费者发现并没有替代方案可以选择时，也难免出现质疑竞争不充分的声音。VIVA无线新媒体创始人兼CEO韩颖在会上从这个方面谈到中国移动的资费问题。
    韩颖表示，从根本上讲，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还是开放和竞争之间的差异。而竞争不充分便会导致消费者从心理上认为自己以过高的价格获得较差的服务。同时，他认为，竞争不充分会让运营商“变得非常懒”，从而忽视了对于消费者需求的研究。
    “现在电信运营体制真的要改一改，如果产品连用户最基本的需求都不能满足的时候，就更别说资费了。”他在最后说。
    资深通信观察家陈志刚就资费问题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表示，4G市场是一个处于成熟阶段的市场。资费作为规模运营的撬动点，从三大运营商的竞争策略看，以低于3G资费的水平，快速降低价格，并实现与网络覆盖速度的匹配是主要竞争策略。
    他同时谈到，以目前对4G市场的判断，结合规模化运营的影响要素分析，中国的4G市场中，中国移动占据天时地利，这与国家在TD-LTE政策层面的支持、还有中国移动在资本和客户惯性上的优势所带来的路径依赖，以及在客户心理上的影响密不可分。他认为，中国移动的竞争优势能否被打破，还需要其竞争对手，尤其是虚拟运营商作为民间资本入局。但当被问及竞争对手入局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到底有多大时，他却表示“并不乐观”。
    然而，也有人并不赞同与香港资费不同就说明4G市场竞争不充分这一观点。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内地套餐与香港资费的争论不在一个平面上。应该看到两地在各个层面都有明显差距，其中就包括单位面积人口、竞争激烈程度、网络建设进展、行业监管水平等方面。
    还有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透露，中国移动正忙着进行资费优化的设计，可能会在资费尤其是4G流量上有一定的下降，其中资费定价的策略与结构也会有所改变。

靠技术也要靠政策

    参加“4G：布局真正的移动互联时代”分论坛讨论的嘉宾之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兼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在会后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针对近期舆论对4G资费偏高的质疑进行了分析。他表示，不能简单地将资费高低做比较。中国资费高是因为中国移动宽带发展得晚，带宽不宽时，平均每兆资费相对较高。发达国家通信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4%，而中国占到8%，但中国网民上网的时长甚至比发达国家有些地方还高。从发展角度而言，中国大量的通信使用者觉得资费限制了一些应用和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既要靠技术，也要靠政策。
    随后，他进一步分析表示，在政策层面，一是国家要在频率上进行引导。“700Mhz”是移动运营商一直以来“渴求”的优质频段。而这一频段在国内属于地面模拟电视信号使用的频段，目前由广电系统控制。尽管电信运营商多次呼吁，却至今未能如愿。而与此相对，国外发达国家已普遍释放这段“数字红利”频段用于4G发展。
    二是移动基站布局方面，由于缺乏宣传，导致建设出现问题。“北京现在每年要拆掉几百个基站。由于担心辐射，老百姓既希望有信号，又不希望基站建在自己家附近。”邬贺铨介绍道，关于移动通讯的辐射问题，现在科学界也没有定论，政府要加强基站建设方面的宣传，做好布局规划。
    三是在移动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由于政府缺乏对农村地区有效的资金补贴，从而使得运营商大多通过提高城市通讯资费来应对农村通讯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成本。“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出台了4万亿刺激政策，大部分资金被投到地铁、公路和机场建设等方面，没有一分钱投资通讯基础设施。而发达国家在面对金融危机时，大多都会投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未来解决4G资费问题，政府在宏观协调管理方面仍需下功夫。”邬贺铨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