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欣
    近期，广东茂名部分民众对拟建的PX项目表示关切，并引发冲突。其实，近两年来接二连三发生的环境公共事件，已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集体性焦虑全面呈现，公众环保心理失衡与社会生态建设不足之间的矛盾一再激化。无论是最近的PX焦虑，还是此前的无锡锡东垃圾焚烧厂事件、南京“常府街变电站”事件……公众对环保影响性较大的项目质疑声此起彼伏，邻避效应影响下的集体反对频繁上演。
    当地群众不堪承受“建在我家后院”的污染成本，从而衍生出对政府引进项目的集体抵制，这种反应似乎无可厚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愈演愈烈的无组织型邻避运动带来的还包括社会片面失灵的信号。
    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在体制或模式上，政府的确需要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管理型政府弊端，从政府本位转向社会或公众本位，不因整体利益而人为舍弃社群权益；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探索最佳平衡点，缓解公众对“身边出现污染源”的群体性焦虑。

邻避：是挑战，也是机遇

    据笔者了解，近两年来，PX项目在厦门、大连、宁波遭遇群体反对后，在昆明、彭州等地也遭遇公众抵制。而垃圾焚烧以及核发电项目也难以幸免，先后在广州、北京、江苏等省市遭遇集体防抗风波。
    从政府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这些项目的上马，无一例外可以快速拉动当地的GDP上涨，增加社会福利保障。举例说明，大连福佳PX项目总投资600多亿元，年产值260余亿元，年纳税50亿有余；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中,年销售收入将超过500亿元,利税超过40亿元。这些项目细究起来，都是与当地民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却还是屡屡遭到公众强势的反对，“邻避效应”是根本原因。
    “别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五个字母的英文简称NIMBY（邻避），意指居民希望保护自身生活领域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的干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由于公众的环保意识逐渐上升，但对环保的知识层面的认知参差不齐，容易盲目进行邻避运动。从这个角度延伸开来，邻避效应正成为一个潜在的社会冲突因素，这一点要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警惕。
    但从另外一个层面讲，邻避运动在环保领域的不断发生，也显示了在环境敏感期，公众环保意识的崛起以及政府和市民之间建立起良好沟通机制的重要性。
    实际上，邻避效应并非中国独有。无论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还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只要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能“找寻”到这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博弈。
    但中国式邻避运动的特殊模式也值得更深层次的研究。分析这几年发生的邻避运动，不难发现其共同之处：某地被曝，有重大污染风险的项目在当地绝大多数居民不知情状态下准备兴建、激起当地民众抗议、事态通过网络等载体进一步发酵和扩大、当地政府迫于民意最终取消被反对的项目。

    以公众充分参与降低邻避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

    关于邻避产生的原因，说法不一。
    有学者认为，邻避效应是社会失灵所导致，“成果受益者只愿意付出与其他人等价的成本，而不愿付出高额的成本”。环保观念的普及，使得公众普遍认识到，邻避项目可能存在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并有可能破环项目所在地的环境。如果风险失控，将导致生态环境遭受较严重破坏，甚至可能影响居民健康。这意味着项目所在地居民将承担更多的风险与责任，从而产生了自己是政策牺牲者的心理，不让项目建在我家后院就成为居民的直觉选择。
    也有专家认为，在这个不再热衷于提倡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时代，我们都可能成为邻避效应的被鼓动者之一，而公众对于环境污染的容忍界限也让邻避冲突和邻避愤怒变得更容易让人理解。
    另外，中国历来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也往往导致公众和企业对政府的能力和行动力寄予过度期待。然而现实中，政府往往不重视公众参与环节，很多环评单位是被动的为了完成公众参与任务而被迫工作，积极性不高，专业性不够，这些因素也容易导致邻避现象的产生。
    还有专家表示，当下“邻避运动”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好的环境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稀缺一般来说会导致竞争或争夺。在环境资源的竞逐缺乏基本规则的情况下，稀缺所导致的结果正是针对环境资源的无规则角逐，而无规则竞争的危害往往是最大的。
    虽然有观点认为，邻避效应出现在环境领域，是我国经济飞跃发展的影响之一，但针对该类项目越来越多的抵制声音，却也对地方政府的发展观念形成倒逼之势。
    以往GDP优先、其他次之的发展理念，环境保护“企业三不怕，政府三不查”的现实做法，都有可能在“环境敏感期”诱发更多的邻避效应，不仅无益于地方经济发展，也有损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笔者认为，在邻避政策制定过程中，应遵循该类政策的特点，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拉长公众参与链，将邻避群体从政策或项目启动阶段就纳入到决策体系中，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邻避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

    理性范围内的邻避效应有正能量

    那么，如何将邻避效应控制在一个理性范围内，甚至在环评制度成熟和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完善的未来前提下尽量化解公众的邻避情结。
    首先，要解决“别建在我家后院”的矛盾，就需要适度的沟通和合理的补偿。这其中，能否建立一套生态补偿机制，让民众充分参与协商，而不是简单的采取维稳思维应对，是破解邻避困局的关键所在。有专家认为，对于规模小、影响面小的邻避设施的设置，可以通过资讯提供、民意调查、召开公众听证会或通过专门机构来收集公众意见的方式，让公众尽量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之中；对于规模大，影响范围广的邻避项目的设置，则可以通过选举民意代表的方式进行。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和企业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保障公众参与政策制定：一方面是通过委托专业的社会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详细的调研和勘察，保证项目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政府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的力量，让社区居民具有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保证项目的合法性。这也是成熟的政府和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赢得公众信任的关键。
    不过，应该意识到的是，理性范围内的邻避效应是有正面能量的，不应全盘否定。社会存在邻避效应是人之常情的表现，是理性经济人与非理性社会人纠结的结果，应循理解决，不能简单、粗暴处理，也不能指望一夜之间解决。
    目前，发达国家同样无法避免所有的公共设施都没有生态风险，邻避现象是发展中必然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在不断提高环保标准和技术水平的同时，政府处理邻避冲突一定要充分吸纳群众意见，不能罔顾民意，草率决策，引发群众“污染猜想”，从而激化矛盾。
    笔者认为，在设施选址和建设中，要做好充分的宣传教育准备，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旦发生邻避冲突，应制定相应的冲突缓和机制；尝试在解决和缓解邻避问题中，引入非营利组织，发挥第三方组织的协调作用。
    比如，政府要重视环境信息的披露，告诉附近居民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数量等，会产生哪些环境影响，采取了哪些措施减缓这些影响，民众心里有数，才有利于做出理性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