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全纳教育意义非常重大，除了保障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以外，还是中国特殊教育的一次深刻变革。全纳教育可以结束让残疾儿童待在特教学校里的封闭状况，使他们能够走出来，同时还可以形成倒逼机制、倒逼改革的产生，使残障儿童的权利得到保障。

    近一段时间，我国部分省市纷纷发文表示将启动特殊教育提升计划。6月初，贵州省教育厅提出，其特殊教育三年提升计划目标，到2016年该省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要达到90%的目标。随后，福建省也提出，到2016年该省三类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5%以上，且接受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的规模扩大，每一个残疾孩子或都能接受合适的教育。此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5月即印发了《上海市特殊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年）》的通知。
    据了解，随后其他省市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也将密集公布。此项计划的背景是：2014年初，教育部发布了《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其中明确表示，2014~2016年特殊教育的总体目标为全面推进全纳教育，使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合适的教育。并希望截至2016年以前，全国基本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率达到90%以上的目标。
    很显然，全面推进全纳教育是特殊教育三年提升计划的核心。目前我国全纳教育的现状如何？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改进？请看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的报道——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陈孟

全纳教育在我国已有探索试点

    儿童救助会全纳教育负责人王星星表示，全纳教育一直以来由救助儿童会这个国际性的儿童救助组织进行推广，儿童救助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先后在世界各地超过120多个国家开展了全纳教育工作，对象都是各种类型的弱势儿童群体。
    在我国，从1988年开始，儿童救助会先后在安徽、云南、四川等地实施了针对残障儿童的教育项目，从2009年开始我国在四川、云南的4个县实施了第一期的全纳教育项目，以提高项目地区的残疾儿童入学率和教育质量。
    2012年7月份，儿童救助会启动了第二期的全纳教育，项目分三步，主要包括3部分：首先，在3个省的9个县——四川、云南、新疆建立县级的随班就读支撑体系。其次支持各省的教育行政部门，执行残障、跟残障儿童和残障少年人以及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促进国内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对残障人教育法律体系实施机制的研究。通过培训、课程的开发，推动国内法学院以及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残障人教育以及法律政策的相关课程。最后提高公众对残障以及残障人平等受教育权利的认识。王星星表示，救助儿童会在开展全纳教育工作实践中发现，新闻媒体如何报道残障人士和与他们有关的权益问题，对于增进社会公众对残障和残障人的了解、引起政府和社会对残障人问题的关注、普及残障的社会意识以及树立残障人观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全纳教育究竟是什么？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是一个舶来语，王星星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全纳教育最早于1994年6月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召开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提出，会议在一项宣言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过程。时至今日，从最初提出时的关注残疾人开始，全纳教育发展到今日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意义，它的内涵延伸到各类需要被关怀的人群——容纳所有的学生，反对歧视、排斥，促进积极参与，注重集体合作，满足不同的需求，是一种没有排斥、没有歧视、没有分类的教育。
    通过全纳教育理念治学的学校，会对学生多样化的需求作出反映，通过适当的课程、组织方式、教育策略、资源运用以及与社区的合作来适应学生不同的学习风格、学习步调，确保所有的学生都能够接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并有一系列的支持和服务来满足每所学校中不同学生的特殊教育需求。

为什么要开展全纳教育？

    至于为什么要开展全纳教育？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许家成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中国的特殊教育以盲校为起点已经存在了140年，但是中国的特殊教育真正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对比国外已经发展200年的时间跨度，我们国家在残障儿童的教育方面还很落后，是需要改进和学习的。国外特殊教育通过200年的发展，从隔离教育走向融合教育也就是全纳教育，通过让更多的甚至是所有的儿童实现教育学历之余，让更多的儿童得到高质量的教育。
    许家成指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特殊教育学校是分类的，除了盲人学校、聋人学校还有特殊教育学院。但是这样的分类较单一，如果一个儿童是多种障碍（盲人和聋人等）或多重障碍（盲人同时还患有自闭症等）的话，单一的学校是不能够满足这样的儿童就读的。但是这样的儿童同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全纳教育是非常值得借鉴的融合教育模式，它保证所有的儿童都应该有权利接受教育，而不是被监护起来。
    例如智障、发展性障碍（发展性障碍里面包括智障、脑瘫和自闭的儿童），以及多重障碍儿童，他们通常通过住院或者其他形式被监护起来，但是全纳教育接纳他们为受教育对象。黑龙江省特种教育学校教师张明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绝大多数患有身体残疾或者心理障碍的儿童，在特教学校中会因为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而产生对社会的怨恨、心理偏差等，如果能够使他们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更多感受社会的偏爱，对他们的身心发展会有更好的作用。
    来自北京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的自闭症孩子家长王晓更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融合教育是对所有人最好的教育。”王晓更介绍，她的孩子陈务，今年24岁，是一个中度的智力障碍加上自闭症的患者，他从小到大一直在普通学校上学，没有被送去特教学校，是为了增加他对社会的融入感。“在他15岁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美国工作5年，他作为一个心智障碍者在美国上了5年的高中，接受了5年的全纳教育。由于他的特殊经历，让我们回国以后有特别强烈的愿望——希望心智障碍者在同一个环境下生活。他是那么自信，能够享受到社会让他拥有的这些权利。我们回到自己的国家，更希望他把曾经享受到的那些好的东西带回来，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在对待心智障碍群体方面进步到美国那样的程度。”王晓更说。
    “在陈务15岁初到美国的时候，我告诉美国大使馆陈务是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时，他们的教育系统组成专家团队，给陈务做了一天的评估。在美国只要有这样的孩子出生，就会有一个专家团队对他做评估，这个评估对孩子特别重要。”王晓更说。专家团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评估一次，为的是让家长知道，这些孩子的语言能力处在哪个阶段、社会交往能力是几岁，所以这个评估才显得尤为重要。
    15岁的陈务在美国的高中就读9年级，每天有7节课，除了数学是和与他相同程度的人一起上课之外，他都跟9年级的美国同龄人在一起上课，包括体育课。与他上课的时候没有特殊的辅导老师在旁边，一切都和别的孩子一样。包括学校的毕业典礼，陈务都同其他孩子一样参加了，虽然他并没有取得毕业证。
    “在毕业典礼上，他也带着毕业帽子，500个毕业学生每个人都上去跟校长握手、照相，他也一样。在这个融合教育的环境里，尤其是融合了体育、文艺毕业典礼、舞会的教育环境里，残障孩子和其他孩子没有区别。这样的融合教育对我们的孩子是很重要的。”王晓更说。
    “我们一直反思，是我们国家的社会环境需要改变，而不是残障儿童要变，例如陈务，他就是这样，数学到现在也不会，在美国和中国他都不会，然而全纳教育带给他最大的进步就是自信、自主，他想决定。而全纳教育对我们的改变是我们学会尊重他、学会理解他，不要替他做决定。他，不管怎么样，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是全纳教育带给我们生活的变化和心态的改变。”王晓更表示：“没有什东西能够有障碍限制住残障儿童，只要我们的思想和想法变了，就可以了。”
    许家成表示，我国13亿人口，仅有37万残疾儿童在接受所有类型的特殊教育（包括全纳教育）、融合教育和特教学校的教育。美国3亿人口，579万残疾儿童接受全纳教育，接受教育的残障儿童是我国的15倍。在中国全面推动融合教育这样一个前提下，融合教育仅有最高59%的儿童受益，而美国93%的儿童在接受融合教育、特殊教育，安置在医院里的儿童仅为7%左右。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推进全纳教育意义非常大，除了保障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以外，还是中国的特殊教育一次深刻的变革，全纳教育可以结束让残疾儿童待在特教学校里的封闭状况，使他们能够走出来，同时还可以形成倒逼机制，倒逼改革的产生，使残障儿童的权利得到保障。

从改变看法开始

    “如果全社会转变对待残障人士的心态，形成一个关爱残障人士的氛围、形成特有的人文关怀，一定会给残障人士一个更加友善的社会环境。”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研究员傅高山介绍说。
    傅高山指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听到非残障的孩子上不了学、上不起学、辍学或者入学有困难的，但是残障儿童的未能入学比例一直徘徊在70%左右，实名登记未入学残疾儿童是8万多，也就是说还有30%的残障适龄儿童未能入学。
    “这和社会宣传不无相关，”傅高山指出，在残障儿童教育方面，宣传和倡导较少，主流媒体的报道较少，如果能够倡导社会公众、政府对这个领域进行更多的关注和投入，残障儿童的教育将会收获更多的社会关爱。过多的残障儿童不能入学还同时反映了现在社会公众对于残障儿童接受教育的态度和看法，甚至也反映了残障人自己对残障人教育的态度和看法。所以从媒体报道入手来缓解残障人教育的现状，有很多现实意义。
    2006年，联合国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公约》，我国是残疾人公约的主要推动国和倡导国，也是第一批签署《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国家（我国在2007年签署该公约）。傅高山指出，《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签署带来最大的改变就是视角示范性的转变，即从把残障人看成福利的课题，到现在残障人是权利的主体。
    “举个简单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通常把残疾人叫成残废，那个时候社会共识：残就废了。现在我们认为残是障、残疾是一个疾病的状态，而非废。所以《残疾人权利公约》倡导新的理念，认为残障是障碍。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残障视角里，认为残疾人所有的这些问题，是身体的残损、是个体的原因；在新的视角里，认为残障是系统性的原因，是疾病的一种。”傅高山说。
    2013年底的残障权利十大事件评选中，一张展现了飞机上的空乘人员背着肢体障碍乘客登机的照片，在微博上火爆一时。对此傅高山表示，大部分公众对于这张照片的评论集中在航空公司服务好、空乘人员非常热心这个视角上。但是如果换一个残障权利的视角来看，可能就意味着为什么这个飞机上不能提供登机用的轮椅？为什么不能让残障人士自由地移动？这就是视角差异，也就是心态的转变。
    “也许很多人有争议，传统的视角有什么不对？但实际上问题的实质不是在于帮助者，而在于受助者——也就是残障人士，如果没有人为残障人士提供帮助，残障人只能爬着上飞机？”傅高山说。
    傅高山指出，改变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心态，增加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关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
    第一，改变主题报道过少的现状。如果能够通过扩大宣传来进行传递正能量是上上之策，应该通过更多的报道，从数量上更多的关注残障人教育议题。2013年全年，所有涉及到残障人教育的新闻仅有200多条。福利、权利视角的报道占少数，大部分是关于政策类的报道。
    第二，报道内容主要集中在社会帮扶、自强故事、教育政策等方面，对于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他类别相对较少，但是报道的内容也是将帮助残障人的施助人作为主体，而不是残障人本身。
    第三，希望大家从积极的、权利的视角来看待残障人教育。
    第四，更多关注基础教育阶段。在对残障人教育过程中，更多地关注全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