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桑桑
    近日发布的《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4）》指出，我国要根治雾霾问题最快至少需要15~20年左右，建议适时开征环境税，用经济手段治理雾霾。
    未来某个时间开征环境税，在一些专家眼中似已成了治理雾霾的“不二法门”。开征环境税若能缓解当下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估计多数人会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环境税有“一税封喉”的作用吗？
    作为一种惩罚性质的税种，环境税通过征税让排污企业付出更多经济成本，进而迫使其更积极主动地加强环保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污染。事实上，我国虽然没有专门的环境税，但具有环保作用的税种有资源税、消费税、车船使用税、车辆购置税、地建税、土地增值税等6种；此外，我国还对环境污染行为实行排污收费。
    抛开这一征税对于雾霾治理究竟有多大实效不提，至少一旦开征环境税将直接增加企业（纳税人）税负。
    理论上，每增加一个税种，纳税人将增加一份负担，在不取消或合并其他税费的前提下，税负负担只会增而不会减。我国与环境税相接近和相关的税种较多，比如资源税、能源税、燃油税等，甚至在消费税中对汽车分排量征收的税也被视作是环境税收。相关税种已经名目繁多，企业主、消费者们总体税负并不轻松，在事实上已经“多如牛毛”的整体税收品种设计之下，再增加一项环境税，其正当性值得商榷。
    既然并不缺乏治理环境的经济手段，而且征税和排污收费制度的实践效果差强人意，为何指望同样作为经济手段的环境税就管用呢？开征环境税前必须要厘清的问题是：现有的税种和排污费制度为何没能起到应有的规制作用？拟征的环境税究竟在哪些方面优于环保税种和排污费制度？若只是将上述税种合并为一种独立的专门环境税，或者另开征一种专门环境税，再或者简单地将排污费变成环境税，可能依然无法遏制环境的恶化。
    一旦环境税开征实施后，其遇到的阻力，不仅有来自包括排污成本和治污成本之间的博弈，还有更多来自体制机制方面。比如，环境排污费等非税收入在“费改税”后，可能出现中央与地方按何种比例分成的新问题；环境税开征后，相应的管理、检查、考核、问责制度和污染赔偿责任制等可能不匹配等。
    因此，环境税的施行，不仅应考虑其税收负担定多少、征税范围定多大等细节，也应均衡考虑环境税收资金如何分配和管理，环境税的执法检查和考核问责体系，以及相应的赔偿损
害责任制如何建立和施行。
    另外，退一步看，即便环境税可以避免排污费征收中的权利寻租现象，使征收得以规范、受到监督，却依然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若在生产环节征收，企业必将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将税负如数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企业自身不会因环境税感到压力，也就没有动力去改善产品的结构以实现节能减排；而消费者感受到的只是价格的变化，甚至都不知道产品价格中含有这一税种，环境税当然也无法调节消费行为，从而依旧重蹈“企业污染、社会负担”的覆辙。若将环境税放到消费环节征收，虽然符合了“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但由谁来计算一个产品从上游到终端的碳排放量？怎么计算？碳排放的计量困难必然加大管理成本，或者带来“一刀切”，或者产生选择性执法。
    环境税作为治理环境的一剂“良药”，有其独特的适用条件。开征环境税必须考虑现有的社会环境，以及与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的协同性，否则，环境税也难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