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时评

李杨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夏粮总产量2731.9亿斤，比2013年增长3.6%，再创历史新高。这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综合来看，目前我国主要农产品供求仍处于“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紧缺”，未来农产品需求仍呈刚性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素质结构性下降趋势日益突出。特别是，当前超过农民工半数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再回乡务农，今后“谁来种地”的问题愈发引人深思。
    一方面，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取决于农业生产率、科技贡献率，以及对农业投入等指标的变化。因此，突出农民的职业属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他们以农为业、以农创业，是保证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据统计，2012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超过50%，但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比，我国农业生产率依然偏低，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不高，接受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不强，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转变农业经营方式。
    因此，若使“农民”完全成为一种职业，他们就能够接受更规范的职业培训，并有能力追求生产利润最大化，有机会面向市场深度参与社会分工协作。同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也可以和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在产业链条上进行合理分工，互利共赢，共同推动产业现代化。这么一来，人的积极性就能充分调动，帮助破解“种地困局”。
    另一方面，要解决“谁来种地”问题，也要提高种地的比较收益，让种地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前提就是要实现耕地的集约化、规模化。这就需要揭掉农民的“身份标签”，让一部分有意愿、有条件的人从农村转移出去。
    然而，在我国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远非单纯实现就业那么简单。例如，近年来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虽然有所增加，但同工不同酬、没有社保等现象依然存在，他们无法享受和城镇居民相同的医疗、养老服务，子女入学也没有保障。
    “农民”这一身份标签和户籍属性，意味着他们能够参与城镇化进程，却不能充分享受城镇化福利。如果不能加以改变，那么外出农民放不下农村的地，又进不去城市的门的双重困境，这无益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其实，对于农业现代化，农业部门负责人曾作过这样的描绘——农民种地会享有社会化服务，科学化、机械化、组织化程度比较高。作为农民，劳动强度大大降低，种地收入大大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这样一种去掉身份标签束缚后的体面职业，相信会更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