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公欣

    日前，一种针对电子垃圾绿色回收的阿拉环保卡和回收人员管理卡，开始在上海市全市推广。这种把绿色回收变绿色积分、并转换成消费积分的城市电子垃圾绿色回收模式，在全国是首创。
    无独有偶，一家名为“爱回收”的二手电子产品回收平台网站，也在近期获得了世界银行下IFC（国际金融公司）领投的800万美元的B轮投资。
    一系列信号显示，电子垃圾回收利用正越来越频繁得进入大家视野，二级市场对电子垃圾回收利用的热情也在与日俱增。
    然而，目前我国确已进入电器电子产品报废高峰期，数据显示，每年至少有1500万台家电进入淘汰期，到2020年电子产品每年报废数量将达1.37亿台。如此巨大数量的电子垃圾流向了何方？其回收利用还面临哪些困难和障碍？正规电子垃圾回收体系建设情况如何？当前尚有诸多行业问题有待解惑，而从回收、处置、再利用等各个环节来看，电子垃圾行业仍需要开辟一条清晰宽阔的通途。

环保产业不能不环保

    中国经济导报：我国当前回收利用电子垃圾的途径有哪些？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回收处理产业化后存在多大的环保效益和空间？
    唐爱军：目前我国对电子垃圾的处理主要有以下3种途径:第一，部分可回收利用的电器元件进入二手市场进行交易，然后重新组装到新产品中。第二，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将电子产品进行集中分离，提取原料，残余部分送垃圾厂处理。第三，一些家庭小作坊式的垃圾处理厂对不能被二次利用的电子垃圾，进行手工拆解，再用酸性液体置换金属，但此法极易造成环境污染。
    但是实际上,电子回收利用产生的最大效益之一就应是环保。以号称全国电子垃圾第一镇的广东潮汕的贵屿镇为例，贵屿的经销和市场化模式非常完善，下游的产业链和销售链十分发达，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会被人们所诟病？就是因为它不环保。贵屿的当地老百姓包括很多小孩的血铅都是超标的，当地的水、空气、土壤都已经被污染的很厉害。不仅是拆解的过程不环保，拆解后剩下没用的元器件和线路板等也都是直接扔到山里，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而在我们正规渠道下的电子垃圾回收再利用，所有企业的环保设施、环保措施以及应急预案，包括它的整个环保管理非常之严格。有关部门还会定期进行检查环保设施的运营情况，能从整个链条上杜绝污染情况的发生。
    中国经济导报：先进的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体系建设制度是关键，政府引导起到很大作用，例如废弃家电处理基金使用管理办法已经实施两年多，您认为效果如何？您又如何评价现有的法规制度体系？在政策支持方面还有哪些建言？
    唐爱军：首先大家必须先要认识清楚，基金绝对不是长久存在的一种管理方式，它是在特定时间内政府发挥作用的调控手段，基金早晚会退出这个市场。究竟企业能否在市场自动调节下生存，这是企业应该重点考虑的。企业对于基金的依赖也是一种短期效应，企业想要可持续发展必须找到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找到有序经营的保障。
    在再利用处理方面，各方面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已经取得了初期的效果。但是在回收方面，相对处理而言，它的政策体系比较缺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回收方面的政策性文件。目前的现状是谁都能回收，个体户也好小商贩也好都是合法的，这就会造成问题。同时在环保监管方面也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但这也是有原因的，尤其考虑到人员配置有限、管理地域范围过大以及小商贩的流动性等因素，都给监管造成了困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监管能更加严格的话，那么私拆乱卸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回到正规渠道的电子产品会越来越多，整个回收处理体系会越来越完善。就建议方面，我认为回收领域的法律法规应该要更加完善。
    中国经济导报：在保证环保效果的前提下，电子处理再利用的成本也会相对提高，会对企业的积极性造成哪些影响？
    唐爱军：当然在环保化拆解的过程中，企业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很多企业就选择多拆的方法，多拆一台就能多拿一台的基金补贴，这从一定程度上能减小企业的压力。但是这在我们看来也不是很好的生存之道，因为今后企业不能只靠基金补贴来生存，基金早晚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它当前还发挥作用是因为很多老百姓在被回收电器的时候希望能有所回报，所以基金最主要的还是补贴在回收价格上，通过这个价格驱动，让更多的电子废弃物回到正轨拆解渠道上来，弱化小商贩的优势，使得资源更多的流向有资质的处理企业。从这一角度来讲，基金已经起到了应有的杠杆作用，成效很大。

企业总是跟风的状况当改

    中国经济导报：尽管按照法律规定只有“正规军”才能从事相关的电子垃圾处理业务，但“游击队”仍是电子垃圾收集处理产业的主力。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利益博弈？有何解决方案？
    唐爱军：其实现在小商贩拆解一台旧电器得到的收益还没有卖给正规回收企业拿到的金额高，所以很多时候，正规拆解企业也从小商贩手里直接获取资源，而如果直接从用户手里回收的话还存在一定的困难，用户的资源往往小而且分散，不利于集中回收利用。
    不可否认的是，小商贩比正规企业的回收效率高、成本低，可以渗透到渠道的“毛细血管”末端，就目前而言它的市场空间很大，但是今后随着监管体系的日趋严格完善，这些小商贩们不可能一直游离于主流体系之外，所以不妨这样猜测，随着规模增大，小商贩有一天也有可能发展成为正规回收企业。但这在短期内还是无法实现。
    中国经济导报：正规拆解企业已经进入市场，但是完整的回收体系却并没有建立起来，这让企业陷入尴尬境地。应该如何建立一套完整的回收利用体系？有无国外经验值得借鉴？
    唐爱军：我一直这样认为，中国的资源综合利用、节能环保等领域需要实现一种顶层设计，目前的情况则是“政出多门”，大家在各自的分领域内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财政部管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管宏观、环保部管环境保护等，这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协调上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很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就是有些地方很多人在管，但是有些地方没有人管，所以一个顶层设计是必须的。所有的法律法规必须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需要从顶层将各项政策梳理一遍，然后形成系统化的政策体系。
    国外的发展比我们早二三十年，实际上在发展历程上来说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但是国外的企业比国内企业少了一种盲目性，它们习惯于专注某一领域，而不是跟着政策风向走。所以就国内而言，任何一种优惠政策都是一把双刃剑，优惠政策固然对一个行业的发展能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它同时带来的也有可能是某些企业的盲目跟风。目前我国部分处理企业盲目偏大，而且偏重于依赖基金补贴，而不是先考虑提高自身的资源附加值、拓展优化回收渠道、扩大深加工的效果。
    其实我国也一直在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比如说生产者责任人制度，基金补贴就是该制度的表现形式之一。现在我国已经有90多家有资质的回收处理企业，这个量不算小，未来有可能达到120家，数量一多难免会有恶性竞争，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政策上一定要提前把规划做好，要有顶层设计，建立正确的政策导向。

电商入驻绿色回收需“耐得住寂寞”


    中国经济导报：据统计，全球每年产生上千万吨电脑、手机、打印机等电子垃圾，其中70%以上通过各种“灰色”渠道进入我国。应该如何面对蜂拥而来的电子垃圾走私？如何解决？
    唐爱军：我认为这不一定会对国内的回收体系产生冲击，但只要不是在合法的回收渠道上，它一定是缺乏监管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出现环保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就会出现不可控因素。2013年开始，海关开展了绿篱行动，加大监察监管，也取得了一定效果。我现在只能这样说，因为没有统计渠道，所以我们不知道国外有多少电子垃圾正进入中国，但是由于我国边境线较长等地理原因，监管起来是很有难度的。
    中国经济导报：您如何看待电商对绿色回收通道的尝试？其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唐爱军：我特别看好电商对绿色回收渠道的尝试，虽然短期内效果不一定特别好，但是在我们消费习惯和环保观念不断改进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大有发展空间。比如说现在华新绿源成立的“香蕉皮”网站，现在回收效果虽然一般，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这个渠道给他们资源，而且也有一些人不那么在意能拿多少钱，他们意识到自身的行为环保，就很乐意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对未来人们观念的改变有信心。但是我同时想说的是，想做这种平台的企业首先得“耐得住寂寞”，建立这样一个平台是时间工程，首先人们对你的平台必须要有认知，在认知的基础上愿意用你的平台来实现自己的环保愿望。投入和长时间的等待是必须的。
    中国经济导报：您对电子垃圾回收利用行业的发展前景又什么样的期待？
    唐爱军：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个行业一定是一个朝阳行业，今后不仅仅是电子产品，随着人们消费品的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产生的废弃物的种类也在不断攀升，对其进行资源化再利用是大势所趋，所以电子废弃物回收利用这个行业的未来前景是十分被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