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李博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规划即将出台，一系列政策红利即将释放。为科学认识京津冀的重大战略背景，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近日，由新京报和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2014中国城镇化与企业家论坛——京津冀政策红利与企业家机遇”在北京举办。
    相关部委有关负责人、京津冀区域各城市代表、学者、企业家汇聚论坛，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大战略各抒己见，也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城市及新城新区的发展机遇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多位专家在发言中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应寻求体制和改革创新，打破垄断壁垒，寻求公共服务均等化。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承担更多改革试点的责任。

彭森：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承担更多改革试点的责任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的稳定，但是稳中有险，稳中有忧，面对这种形势还不能掉以轻心……从经济增长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经济内生动力不足，我们国家现在进入了一个三期叠加的新历史时期，经济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森在解读京津冀的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地位时，首先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
    彭森认为，目前经济受到持续下行的压力，最关键的问题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体制，以及增长的动力已经在逐渐萎缩和消退。而经济转型以后，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内生动力还没有很好地成长起来。
“要解决当前经济不稳定现象或者持续下行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靠体制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两个最重要的关键，一个是体制创新，一个是结构调整。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实际上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彭森表示。
    彭森提出，政策的制定部门应该形成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区域发展的功能定位，要肩负问题导向，从国家的实际出发，从这个历史时期出发，也从京津冀地区发展和面临的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和约束出发，来制定发展目标，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
    彭森直言，京津冀地区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比较浓厚，改革实际上是落后于沿海地区和长三角、珠三角的。特别是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由于行政定位不同，导致基础设施公共资源方面的不对等，大量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聚集在北京、天津，环津冀的资源被北京吸收，导致河北发展缓慢。
    “京津冀三省市还是要坚持改革创新，破除一切约束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要破除行政壁垒对市场化资源产生的误区。”彭森强调，在发展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战略中，坚持市场的导向，改革创新，这是最重要的。
    彭森认为，改革创新的重中之重，是坚持推动市场一体化的改革，主要是金融、土地、人力资源和公共服务、信息技术等几个方面要提出建设区域一体化的市场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的改革举措。比如，推进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改革，有关部门也在设想能够设立京津冀开发银行，发行专项的债券，重点支持回报期较长的重大项目，主要发挥开发银行对金融的杠杆作用，有利于项目投资的跨区域。又如，要推进土地市场一体化的改革，开展耕地占补平衡，规范推进城镇化的试点，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开展农村集体用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试点。“京津冀协同发展无疑要承担更多改革试点的责任。”他表示。
    彭森透露，近期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包括在北京、天津海关启动了京津冀通关一体化的改革，10月份海关通关一体化还要扩大到石家庄。京津冀三地在通信一体化，取消手机漫游费方面的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同时，京津冀三地也签署了一系列重要的合作协议。

韩俊：人口、产业、公共服务没有合理布局政策目标恐落空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但如果片面地追求城镇化水平，而忽视过去城镇化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可能在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和资源环境层面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包括推进新型城镇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可持续发展，而整个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中国必须走出高效、高容、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讲到高效，我国的城镇化在增进经济效率方面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一是城市的聚集效益还不强，二是城市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还不高。”韩俊表示。
    韩俊将广州和首尔做比较指出，在市中心的50平方公里或者100平方公里以内，首尔市中心的人口密度并不如我国广州等大城市高，但在300平方公里以外，首尔的人口密度却比我国的大城市高的多。
    “一个巨大差异是，我国越往城市的边缘拓展，就业机会就越少，公共服务体系也越不健全，很多城市人口就是‘睡在郊区，睡在城边’上，但就业在城里，孩子上学也在城里，中国很多城市都是这么规划发展起来的。”
    “这说明我们的土地利用是相当粗放的，如果达到首尔这样的人口密度，广州还可以多容纳420万人，深圳可以多容纳530万人。因此要追求高效的新型城镇化，就一定要发展紧凑型城市，同时还要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的集约度。”韩俊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最应该避免的就是土地利用跟以前一样的粗放，“一部分人口要向北京的周边扩散，在扩散的过程中一定要把这些新的积聚人口城市规划好，解决土地低效利用的问题。”
    韩俊同时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只有交通的便利化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就业机会，如果没有产业支撑，周边的公共服务跟北京差距太大，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交通改善了，北京面临的人口压力依然很大。
    韩俊表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农民工的市民化最理想的目标是个人要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农民工的群体要融入社会，融入到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一个大文章，就是要把人口的合理布局跟产业的合理布局、就业的合理分布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否则，我们很多的政策目标可能就会落空。”

李铁：要协同发展还需加大改革力度

    “要按照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区域性的资源合理配置？”
    “京津冀发展不均等且差距巨大，如何发挥优势互补？”
    “河北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减少碳排放，改善整个华北、特别是北京的大气环境？”
    “要尊重市场规律，市场要素到底要按什么方式在京津冀间流动？”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发言伊始，便抛出一连串问题，这几个问题每个都关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但在他看来，每个问题的答案都还在苦苦思索当中。
    李铁认为，推进上述目标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果没有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所有的互补都是一句空谈。“有人提到，基础设施在逐步实现均等化，公共区划也已经开始一体化，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表面文章，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能不能逐步通过有效的措施，在中小城市之间进行有效地对接和稳步地推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政策前提。”
    包括交通、天然气、水资源配置、电力等基础设施的运行、投资、申报、审批、管理能不能打破现在的行政体制垄断？李铁对行政约束的基础设施配置和资源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的整个基础设施的投资运营管理、区域管理基本上是地方主导和垄断。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不能市场化，也就意味着这种行政区域的垄断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配置的标准和水平也就拉大了地区公共服务的差距，这个问题在哪一个层面解决，能不能解决，也是未来改革政策当中非常重要的目标。”李铁表示。
    对于生态补偿政策，李铁直言，这些年，河北对北京的贡献非常大，一个直观的感受是已经看不到原来每到春季大量的风沙天气。河北在环境上为北京牺牲了这么多，生态的补偿政策政府也要进行研究，不能只享受授予者提供的好处而不提供支持。
    在产业园区的共建方面，李铁提出，北京的政策吸引力如何与河北的城市形成产业园区的共享？还需要仔细地研究和探索。
    他最后表示，京津冀要协同发展，京津应该更多地给河北带动和支持，但是中央层面怎么支持，市场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怎么支持，需要进一步协调，以及中央政府采取更大的改革措施。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难题，也是最大的挑战。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都将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其中争论和观点很多，但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加大改革的力度，另一个是破除行政壁垒，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根本。”李铁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