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荆文娜

    2014年，对于医生执业体制的完善而言是充满希望的一年。今年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就公布了《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取消多点执业地点地域和数量的限制，以及两道审批程序，仅需征得其第一执业地点医院的书面同意。于是，各地纷纷“试水”。
    但事实上，文件的执行情况却显得不太给力。公立医院不乐意放人、医生无法畅通地多点执业、缺少民众信任的民营医院由于请不来多点执业的医生而使医院就诊人数受影响等矛盾凸显，多数问题都剑指公立医院的人事制度改革。

民营医院招人难，留人亦难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北京万和颈椎病医院是一所已经成立14年的民营骨病专科医院，医院是一座古香古色的五层小楼，院内窗明几净的设施让人很难相信医院已经走过14个年头。走进院内，除了干净、明亮之外，记者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安静。一楼大厅内，除了一两个挂号的病人及窗口办公人员外，并看不到像公立医院车水马龙、人头攒动那样的热闹场面。一楼大厅的墙壁上挂着5、6块牌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由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牌子。可见，这里看病是可以医保报销的。
    院长办公室坐落于与医院小楼相连的平房区，原就职于天坛医院普外科、现任北京万和颈椎病医院总经理兼执行院长的王洋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由于民众对民营医院普遍缺乏信任感，因此，尽管看病可以医保报销，但医院病人仍然不是很多。
    王洋表示，这是由于一个恶性循环引起的。
    王洋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北京万和颈椎病医院共有68名医护人员，外加10名多点执业医生。这些多点执业的医生多为从北医三院、武警总医院及空军总医院等三甲医院退休的老大夫。
    “我们一般很少能招到仍在公立医院任职的中青年医生，因为会受到操作层面的制约。”王洋解释，“多点执业目前在我国实行备案制，医生在民营医院备案容易，但在公立医院则有些麻烦。”
    原来，从今年8月1日起，北京市实施新的《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其最大突破在于医生多点执业不再需要经过原单位批准，而是在北京市卫计委备案，这可使医生流动性打破原来公立医院体制束缚。但王洋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他曾经遇到过，医生递交申请材料时才知道，申请多点执业的材料仍然需要加盖原单位公章，如果原单位不同意也没辙。因此大部分在职医生为了避免今后在原单位被“穿小鞋”，还是保守地选择放弃。因此，多点执业矛盾关键指向的是在职医生，退休医生相对放开一些。
    “我们也希望民营医院能有来自三甲医院等机构很好的技术人才支持，但政策的理解和实施方面还有差距。”王洋坦言。“很多公立医院仍然存在自我保护意识，好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中国医师协会副秘书长谢启麟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于是，王洋表示，本来就缺乏民众信任的民营医院高精尖的人才来源受到限制，没有了来自大型三甲医院知名专家的技术支持，民营医院的病人就更少，病人少医院的运营状况就受影响，由此，民营医院为了生存就必须想办法，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失实广告的产生，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另外，民营医院人才流动性很大。“我们医院医生大部分是外地来的，出于长远考虑，如落户问题及将来子女上学问题等，如有更好机会，他们还是会马上‘跳槽’。因此，我们医院几乎每天都在招人。”王洋如是说。

公立医院人事制度应摆脱“编制情结”

    北京万和颈椎病医院的人才之困让王洋明白，民营医院的人才建设和发展不仅需靠卫生主管部门的努力，更要靠民政、人社及教育等相关多部门的协同合作。此外，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虽然对于社会办医政策利好，但我个人认为，这只是欢迎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但在操作上并没有按照‘民营’的方式进行，也就是没有按照市场化规律操作。”王洋直言不讳地说道。
    “医疗市场的人力资源应该由市场机制来配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在我国，公立医院的医生是事业编制，所谓事业编制，就是行政机关在人力资源配置上起主导作用，市场在这里是不灵的。未来在医疗机构人事制度改革上，应该改为劳动合同制，只有这样市场机制才能发挥作用。”
    谢启麟也表示，在职医生无法流动导致的多点执业难，是制约社会资本办医的主要瓶颈。现在的医生资源基本还困在有着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公立医院内，医生享有事业单位身份，这和市场是不匹配的。如果医生管理制度不放开，很多工作都是无用功。
    顾昕直言，医生的人事制度应该放下“编制情结”，“年薪制”与“编制”的组合将来不是长久之计。他建议，未来可以考虑多元化人事制度，给予医生自由选择权。例如对于新录用的年轻医生，可以不设事业编制身份；现有人员可暂时保留编制。但将来岗位编制的多少并非由单位定，而是由市场说了算，根据市场需求，不同科室根据病人流量的多少制定相应编制数。
    并且顾昕补充，民营医院招不到人主要也是因为事业单位的身份管理限制了医生的自由流动。

为人才的流动搭建优质平台

    谢启麟认为，多点执业仅是医生身份放开的一个过渡政策，只有《执业医师法》的修订才能让医生完全回归自由人，民营医院当下的任务是适时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搭建优质平台，医生最终还是要回归自由职业。
    当下，医生不敢选择走出公立医院还有一个核心因素，就是社会资本搭建的人才平台不完善。王洋建议，首先，各级主管部门应设立专门的部门和专人来帮助医院间协调多点执业的衔接问题，甚至相关的细则也应该随之产生。其次，希望国家能有相关的政策支持民营医院完整的人才团队建设，由政府牵头，使民营医院与医学教学单位，如北大医学部、首都医科大等建立合作关系，定点为民营医院培养专业人才。但目前与医学教学单位的合作仅限于公立医院，与个别民营医院的合作也仅因学科建设需要。
    王洋举例，北京三博脑科是一所经营很成功的民营医院，具有完善的学科建设与完整的人才梯队建设，究其原因是因为该院是首都医科大的附属医院，是因首医大学科建设需要而被建立的。而作为另外一所设备同样健全且拥有知名医师的民营医院麦瑞骨科却还处于亏损状态，原因是没有学科建设，人才梯队建设不完整。
    “如果民营医院与医学教学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且能培养出过硬的人才，那多点执业也就没有必要了。”王洋感叹。
    医生执业过程存在很多不确定风险，即便法律上放开自由执业，是否敢走出体制仍然是对医生自身素质的一个考验。王洋透露，很多医生已开始有意识注重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开始借助现有平台提升自己的临床技能。而这些已经悄然发生的微小变化也表明，一些医生已为跨出“体制”做“预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