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昱江

    持续不断的市场失灵及其引发的危机，表明了市场理性具有内在的缺陷。而同样因为政府失灵现象的出现，也导致对计划理性的怀疑和动摇。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正是抛弃了极端思维模式，在市场与计划之间寻求平衡,建立起一种综合性和平衡性理性，实事求是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新一轮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这种平衡理性体现得更加充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同时也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加需要“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绝不能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搞国有经济大规模撤退和减持，把国有经济混弱混小甚至于混没了，不管社会上有什么议论、什么看法，底气要足，底线要守住。围绕着企业“股权多元化”或者“明晰产权”等与之相联系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完善，是当前企业改革中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已经选择了基于两权分离的委托代理制作为国有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这种制度首先是设置一个国有资产的总代表将所有权集中，再以委托人身份出资组建或控股国有企业，然后选拔经理人来经营国有企业，并设置权责利相统一的考核体系，层层委托、层层代理。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经营权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实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赋予经营权以抵押担保权能。中央指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经营权分离后，承包权作为物权依然不许抵押，而抵押担保的是经营权，抵押担保不会改变土地承包关系。工商企业到农村去租赁土地也有严格规定：一是只有一家一户很难干或干不了的，如农业社会化服务，才能引进工商资本；二是企业可以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不得变相搞房地产和旅游业。在实践中，不会出现以抵押担保为名，行土地买卖之实，更不会造成“圈地运动”。
    说到转变政府职能方面的“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有关部门一直坚持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并重，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结合。在积极发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础上，更灵活地应用规划、计划、消费、投资、产业、价格、区域政策，让它们来完善宏观调控的体系，加强这些调控措施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多种目标、多项政策、多方面的改革能够协调、联动、平衡，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平稳增长。
    各个方面都显示，中国的改革已经是在成熟理论与实践经验丰富的基础上展开的，极端思想难以撼动改革路线。
    在“四个全面”宏大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是重大战略举措之一。只有把全面深化改革放在“四个全面”大局中理解和把握，以更大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革，改革之路才能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