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陈阳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近日在两会上提出《关于科学设定与实施国家“十三五”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建议》，建议通过科学设计，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引导各领域节能减排行动，并利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倒逼绿色低碳经济转型，从根本上解决日渐严重的雾霾等环境危机。
    王毅认为，《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我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实现CO2排放峰值，明确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方向，也给节能减排提出新的挑战。王毅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应该把短期目标与长期达峰任务相结合，在“十三五”规划中把碳排放总量控制作为约束性指标，并为今后15年的节能减排行动制订更有针对性的低碳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

设立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意义重大

    王毅在议案中指出，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是实现“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且努力早日达峰”的必然要求。“虽然我国只承诺了峰值年份目标，但并未明确峰值总量。无论如何，根据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和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未来向低碳能源转型和温室气体减排已是大势所趋。为尽快实现能源结构变革和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尽早制订碳排放总量控制时间表和路线图，并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王毅表示。
    王毅认为，设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有利于协调已有的能源、环境等约束性指标。碳总量是涵盖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的综合性指标，并与目前节能、环保、能源清洁化紧密相连，特别是影响到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结构的综合性转型；总量目标能够和资源承载力、环境质量等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约束条件直接挂钩并相互补充；碳总量约束还能避免单纯使用能源总量约束带来的潜在经济发展限制，为发展清洁能源留出创新空间。

目标出台具备量化基础

    王毅指出，“，“十三五”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量化已有比较充分的依据。
    “首先，‘十三五’规划已在酝酿的各种环境能源约束目标中形成‘隐形’的碳总量约束。”王毅指出。这些目标包括：2020年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40%~45%，2020年、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分别达到15%和20%；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等。“根据‘十三五’规划战略研究的经济发展目标，以及逐步强化的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也可以确定今后碳排放总量的大致范围。”王毅认为。
    厦门大学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也认为，“十三五”进行碳排放总量控制的确有可能。因为碳排放主力——煤炭消费峰值有望更早到来。

如何保障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落地”？

    对于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如何进行分解和细化，王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将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作为“十三五”约束性指标，并结合地区和行业发展特点进行分解，实施总量和强度目标双控。根据“十二五”碳强度目标分配实施的经验和国家经济转型战略，可先确定主要行业、部门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再根据地区产业结构特点和发展阶段确定行政区划内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由于碳强度下降主要与发展阶段相关，因此在考虑强度下降的潜力和分解时不应“鞭打快牛”。总量目标分解除了考虑发展阶段，更要考虑主体功能区的特点。针对生态脆弱和发展落后的地区，碳减排控制目标应重点控制增量，并与碳汇等目标一并考虑，同时还应建立基于碳收支的生态补偿机制和绿色低碳转型资金机制。
    其次，基于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确定全国碳市场配额总量。“碳市场配额总量与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相结合，既有利于建立长期稳定的政策信号，促进碳市场健康发展，又有利于精细化管理与配套政策设计，逐步完善碳总量控制和碳资产管理机制。必须指出的是，全国性碳市场的建立应在完善碳交易和碳资产管理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有序开展。”王毅认为。
    再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2020年率先达到峰值。通过开展试点和制定相关激励政策，促进部分已经具备一定条件的地区在2020年率先实现碳排放峰值或进入排放平台期。“‘十二五’期间，我国多个地区已将碳排放峰值研究纳入低碳发展工作方案。因此将区域碳排放峰值目标纳入地方‘十三五’规划，开展率先达峰试点，对于更好探索低碳发展路径，传播低碳转型的最佳实践具有积极作用。”王毅透露。
    最后，构建碳峰值和碳资产管理的制度体系。“虽然我国确立实现碳排放达峰的政策目标，但有关碳排放及其管理还缺乏必要法律规范。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提出为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低碳发展的单行法提供了依据。应对气候变化法应该对减缓和适应工作的管理体系、碳减排责任主体、统计核算与监管、碳排放总量分解、碳排放权交易、碳资产管理、第三方评估、利益相关方参与、国际合作等作出明确规定。”王毅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