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公欣

    最近，不解何因，诸多外企开始加快“逃离”中国的节奏。据悉，微软近期将在中国裁员9000人。与此同时，日本西铁城在华生产基地宣布清算解散。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等外企均计划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优衣库、耐克、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则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加快撤离步伐。
    曾经的世界制造工厂、制造高地，突然间面临如此严峻的外企撤离问题可谓让人措手不及，而关键问题是，其对就业市场会带来何种影响？“外资撤离中国曾经也经历过几个‘波次’，但不能简单地判断为一种潮流。其对就业和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冲击肯定存在，但一般是暂时的、局部性的。不过，一家微软关厂就有9000人失业，仅从数字来看就能窥见影响程度，劳动力市场必然会经历一次失业梦魇。”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江涛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表面撤离，内里动因却是复杂多变。从“用工荒”到“员工慌”，外企、劳动者各有考量。“实际上，外资撤离中国也是适应中国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必经过程，眼下劳动力成本上升、供不应求，‘用工荒’波及诸多外企，其从中国的撤离也是全球产业转移的正常现象，而这恰恰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吸纳更多就业的机会，同时，也给了低端劳动者一次提升自我价值和知识储备、进入更高端生产企业的时机。”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说道。

外企促就业：劳动力成本上升成其撤离主因

    “用工荒”问题波及到诸多外资企业。天河LED照明公司是荷兰某知名品牌的旗下工厂之一，今年要上新生产线，用工需求巨大，但据该公司招聘的相关负责人王向艳表示，目前已达成意向的人员只有200人左右，而公司的用工缺口却在2000人以上。“这还仅仅是个小数目，如果公司新开的两条生产线投产，用工缺口就在6000人以上。”她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说。
    “中国一再强调转型升级，可是许多外资企业仍然满足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这口‘井’，并没有很强的动力‘跳’出去。或许就是这次‘用工荒’使许多外资企业有了转移的根本动力源。”白景明说道。
    “这次撤离风波并非简单的经济因素影响，而是中国劳动力成本和结构变化的结果使然。”白景明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资料显示，2001年中国产业工人工资五、六百元，不仅低于东南亚国家，而且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1/20~1/30。而近两年，工人工资普遍达到三、四千元，五险一金更是占到工资总额的40%~50%，虽然数目上仍低于发达国家，但是上升速度极快，已远远超过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更使得企业负担沉重。
    “劳动力成本高速上涨，中国已经对外资企业吸引力减弱。”李江涛说道。
    为何外资撤离如此备受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制造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是在这一过程当中，很多研究都忽视了外资企业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外企和就业，就像是一对看似亲密又不容易引起注意的‘好兄弟’，在廉价劳动力密集的发展中国家，比方说中国，外企的进驻可谓是‘锦上添花’，不仅解决了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长期动力。”李江涛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说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2008~2014年，我国每年新批准设立外资企业都在2000家以上，2014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280亿美元。而在吸纳就业层面，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外企吸纳直接就业人口达4500万。

新“波次”有新变化 失业梦魇终难避免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用工成本低、环境排放标准宽松、产业政策和税收有所优惠的地方转移，是资本逐利本性所决定的。问题在于，如果眼下这一时期中国的产业结构、相关政策没有为此次产业梯度转移做好准备，那么，外企的撤离将会对中国经济与就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李江涛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在这一次的外资迁移过程中，不但有企业迁出，也有企业迁入。这一进一出之中，对于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局部动荡难以忽略。“在中国目前的产业变迁中，拥有知识和技能的工人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受到冲击最大的是知识技能较低的工人。”受访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失业梦魇终将难以避免，具体数据似乎更能说明问题：2014年，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两家工厂倒闭造成7000人失业。而近来，东莞市奥思睿德老板欠债1.35亿元跑路，400员工失业。东莞兆信通讯因资金链断裂倒闭，1000多名员工失业。诺基亚春节前关停东莞和北京工厂，初步估计会有9000人失业。加上外资企业的关停或倒闭，失业人数更是不可估量。
    于是乎，本来是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用工荒”困扰外企，而现今却是外企的人员人心惶惶，一时间，“用工荒”变成“员工慌”，难以回避。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一位在外企工作多年的朋友透露了一些内部信息：这一时期，裁员通常被委婉地说成是“人事调整”，就连伊莱克斯、英特尔这样家喻户晓的企业也没能幸免，“在这些外企工作的熟人都告诉我们要裁员了，现在公司人心动荡，原以为不会受到外企撤离风波的影响。看来是我们想简单了。”

劳动力自我提升是关键

    “实际上，外企的撤离刚好为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撤离的外企留下的经济空缺为我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了动力，倒逼中国企业进行产业的再升级，使得更多的内资企业转型进入到中高端的生产企业行列。”李江涛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所以不难得出结论，对于产业迁移这一经济变化的抗拒无疑是等同于退步。基于此，受访专家表示，个人发展和国家一样，通常要三步走，首先从用自己的劳动力交换价值开始，然后是通过学习积累获得知识交换价值，最后是通过前两者积累的资本交换价值。一般而言，劳动力回报最低，知识回报较高，资本回报最高。“这三者的顺序一般难以打破，且都需要时间积累。对于劳动者个人而言，适应产业变迁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和培训，也即增加知识资本。”
    如同前述，在产业变迁中，具有知识的劳动者受到的冲击较小，如微软、诺基亚被裁员工，可以在较短时间找到新工作，这是因为他们拥有知识资本，可以在相似的企业通用，并向更低端的工作兼容。而低端产业的工人，可能就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如在富士康工作的工人，只需要高中或初中毕业文凭即可，耐克、优衣库等工厂的要求就更低。一旦失业这部分工人将面临较大的择业问题和更长的失业时间。因此，越是低端劳动者越是更需要增加知识技术储备。
    “当然，新技术、新服务、新产品需要工人掌握新的技能，也需要有大量民间机构提供培训服务。民间培训机构可更好地知道市场最需要的技能。可以看到的是，随着近10年中国经济增长，大量提供相关技能的职业技术学院将会越来越被市场肯定。”李江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