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陈阳

    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当地时间11月30日在巴黎拉开序幕，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140多个国家领导人齐聚巴黎，共商2020年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机制。
    巴黎气候大会计划达成一项新的全球气候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各方代表团人数总计达1万人，同时，全球近2000个非政府非官方组织和机构也将参加，人数将达1.4万人。
    业内人士预计，自哥本哈根会议以来，气候谈判经历了数年低谷，在6年后的巴黎将重回全球政治议程高峰，巴黎大会承载着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又一个里程碑的期待。
 
从“自上而下强制分配”到“自下而上自愿行动”

    创绿中心研究院研究员李莉娜对6年前的哥本哈根会议仍记忆犹新。“在6年前的哥本哈根，由于各国立场之间的差距巨大无法弥合，导致全球气候协议的努力宣告失败，而公约谈判机制本身也陷入了低谷，一时间人们对联合国气候进程失去了信心。”李莉娜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李莉娜透露，此后的谈判几乎就变成了“自上而下强制分配”和“自下而上自愿行动”的路线斗争。自上而下的方式从科学的建议出发，为了控制升温在2℃以内，计算出剩下的排放空间，然后根据各国不同的责任和能力对排放空间进行分配。其挑战是各国因国家主权和利益驱动希望少受到外部的约束，而且没有各国都认可的公平的分配标准。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高级顾问杨富强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透露，自此以后美国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则逐渐占据上风。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与能力提出自主承诺，在行动过程中，通过定期评估气候行动的进展与气候科学对于实现2℃目标所要求的力度的差距，不断调整自己的行动力度。“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保障能实现一个气候安全的未来。自上而下的方法需要主要国家以强烈的政治意愿来推动才能行得通。”杨富强感慨道。
    “在上世纪末，欧盟还勉强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世界格局已发生很大变化。老牌的发达国家都陷入在本国经济问题的‘泥沼’中，发达国家几乎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集体撤退，而一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重新界定它们的责任和能力，成为气候谈判的另一个关键点。”李莉娜透露。
    事实上，在2011年的德班缔约方会议中，大会决定在保持双轨的情况下，加设“德班加强行动平台”（ADP），目标是争取在2015年完成2020年以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同时，大会在形式上确立了2013年开始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但实际上发达国家的气候承诺并没有在2009年的基础上有显著提升，而且针对遵约机制（也就是不履约的后果）的谈判也没有显著进展，所以这个表面上的第二承诺期实际上已进入‘自下而上自愿行动’的模式。”杨富强表示。
    李莉娜也认为，自2012年的多哈大会关闭了“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启动了德班平台的谈判开始，2013年的华沙大会和去年底的利马大会上，谈判阵营的分化瓦解，以及谈判时间的拖延也进一步见证了气候谈判的这一走向。
    杨富强指出，自下而上的一个影响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之间的“防火墙”越来越模糊。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监测报告核查（MRV）以及减排行动上承担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
    而这一趋势也得到了验证。截至目前，在196个缔约方中，155个国家以及欧盟（28个国家）作为公约缔约方，即183个国家提交了其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提出了2020年后各自气候行动目标，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90%以上。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主要气候资金的供应国也在会前发布了其气候资金的承诺数字。
    “可以说，巴黎气候大会的很多实质内容，比如减排和资金的具体内容，都已经落地或明确。因此对巴黎大会来说，像哥本哈根大会那样承载巨大期待而最后却近乎‘崩盘’的可能性很小。”李莉娜如是说。

目标争议：定量or定性

    当然，不少人士也表示，两周的巴黎大会，谈判任务仍旧艰巨，还有不少分歧待解。不少代表都透露，原定于第二周周五结束的谈判极有可能会拖延到周六甚至周日。
    巴黎气候大会首先要解决的无疑是目标问题。事实上，记者了解到，在巴厘路线图讨论中有关于“共同愿景”的讨论，发达国家曾经提出全球到2050年减排50%，其中发达国家承担减排80%的目标，但是这一提议被基础四国等否定。
    然而，李莉娜透露，目前各国关于全球长期目标的范围（是否仅是减缓目标），以及是否和如何量化有很大分歧。“量化目标的表述有多种形式，比如2050年或2010年的减排幅度，实现零碳排放或碳中和的时间目标，以及实现100%可再生能源目标的时间表等。但中国等发展中大国认为，量化目标在政治上很难达成一致，因而更倾向于用绿色低碳转型等定性目标。”
    因此，关于巴黎气候大会，业内形成一个共识是此次峰会不会为气候问题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作为迈向长期低碳转型的开端。杨富强透露，不少国家认为需要给这个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信号，也是给企业和投资者一个明确方向。

资金、审议机制受关注

    资金问题一直是气候谈判的核心问题，也是历次谈判中各方焦灼的主要问题。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首次提出“绿色气候基金”；发达国家提出在2010年至2012年出资300亿美元，并承诺到2020年，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绿色气候基金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机制建设过程，2014年底100亿美元的注资承诺，到今年下半年终于完成其首批项目的批准，也预示着它将在未来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关于如何具体兑现2020年1000亿美元的承诺，以及后2020年如何扩大资金规模，并确保资金来自于公共部门，杨富强表示，需要在巴黎大会上进一步明确。
    另外，由于自下而上模式的弊端是无法确保气候行动的雄心，李莉娜认为，巴黎大会需要制订一个逐步提升各国行动雄心的定期审议机制，确保在这场应对气候变化的长跑中，各国根据自身条件调整节奏逐步发力，在规定时间内撞到2℃目标线以内。
    关于这一机制的概念各方已有了初步共识，在中法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表示支持5年一次盘点全球气候行动进展。“然而，这一机制设计仍然留待巴黎解决，包括其范围（是否仅涉及减排），审议对象是针对每个国家的行动水平还是对所有缔约方的总体行动水平，审议结果的使用以及与提升力度的关系，盘点周期（5年还是10年还是各自决定）。”李莉娜透露。

未来全球碳市场或将有突破

    李莉娜认为，鉴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结束后将不会有实质上的第三承诺期，京都议定书下的碳交易机制在后2020年很可能会中止。但同时，自欧盟2005年启动碳市场以来，全球的碳交易系统发展迅速，至今已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有碳定价机制，其中17个不同的碳市场体系（区域、国家、次国家层面）在4个大洲相继运行，这些地区累计共占全球GDP的40%。
    而在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要属中国的7个地方碳交易试点以及2017年将要启动的全球碳市场。巴黎协议案文中也有关于碳市场继续发展，如可持续发展机制的窗口。杨富强透露，巴黎气候协议若能制订明确的长期目标及有力的审议机制，将为各地区碳市场提供明确的信号，促进碳市场在区域的发展。

中国期望在巴黎大会达成共识

    由于人口、经济体量、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总量，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影响。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习近平主席11月30日在巴黎出席气候变化开幕式上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讲话中强调，各方要展现诚意、坚定信心、齐心协力，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实现更高水平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表明了中国带着诚意、希望和自信参与国际气候治理。他为中国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勾勒出了清晰的政治意愿。近年来，习主席曾多次就中国的绿色低碳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发表讲话，同时他还活跃于国际舞台，与多个重要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应对气候变化签署
联合声明，这表明中国期望在巴黎达成协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总干事卢思骋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透露。
    在国内，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也取得了重大进展，2020年前的气候承诺正在全面兑现当中。今年6月，中国提出了2030年气候目标，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
中国家的要求。中国正在切实推进国际气候制度向前发展。"卢思骋强调。
    在讲话中，习主席进一步将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未来的业务方向具体化。其中包括，在其它发展中国家建立10个低碳示范区、开展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以及提供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这些行
动领域涉及清洁能源、防灾减灾、农业与城市和气候融资等方面。"这表明自去年9月份宣布建立基金以来，中国政府言出必行，众多切实的准备工
作已经在展开。"卢思骋期待更多细节持续推出，也相信中国以自愿和双边模式推进的南南合作，会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公约》下所获支持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