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张晓哲

    即将进入“十三五”开局之年，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成为很多地区编制“十三五”规划时的关键词。目前，全球经济仍然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等问题仍显突出。“总体看，我国经济到了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阶段，必须把转方式调结构摆在突出位置，特别是要加快推进一些重点城市实现创新升级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昌林前不久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专访时说。

“冰火两重天”

    今年以来，在我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情况下，各地经济运行普遍呈回落态势，但不同地区所受影响差异较大，“冰火两重天”频现，分化比较明显。
    从今年初开始，王昌林和他的团队围绕转型升级发展主题，先后对沈阳、苏州、深圳、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区进行调研。“综合来看，结构性因素是主要原因。”王昌林告诉记者，从他所调研的几个城市看，除深圳外，普遍都存在服务业发展不足、工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具体而言，沈阳经济发展困难，主要原因是服务业发展滞后，工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民营经济发展不足，几十年来变动不大，不适应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需要。需求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拉动不足，开放型经济发展缓慢；要素结构方面，长期以来主要靠投资和资源要素投入拉动，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活力。深层次原因则是体制机制制约，思想观念开放不够。
    苏州经济增速大幅回落，长期以来依靠出口拉动、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近年来，随着成本优势弱化，大量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从而导致经济增速大幅回落。
    武汉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由于转方式、调结构进展缓慢，内生发展动力不强。比如，2014年全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4934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分别居副省级城市第5和第11位。从工业结构看，石化、冶金等传统优势重化行业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汽车及零部件、电子电器等高技术领域也存在产能过剩和转型压力。
    而深圳、成都、重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在于其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进展。王昌林举例说，深圳改革开放以来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发挥先行开放的优势，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由纺织服装、制鞋等为主，向电子信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由“三来一补”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重庆是当前的亮点，连续几个季度‘领跑’全国，积累了‘重庆经验’。”王昌林表示，重庆近年来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发挥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电子信息产业迅猛发展，从汽摩一枝独秀的老工业基地结构，逐渐形成到以电子信息、汽车为两大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新格局。

稳增长与调结构需破“两难”

    尽管调研地区由于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面临的困难与制约因素不尽相同，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几个共同点，这也反映出国内不同地区发展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
    “首先是增长动力不足。”王昌林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从调研情况看，无论是老工业城市，还是东部发达城市，亦或是中西部新兴工业化城市，大家普遍感到，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下行压力较大。
    沈阳作为老工业基地，传统优势行业增长明显放缓，而新的产业增长点尚未形成，面临的问题十分突出。苏州外向型经济高度发达，但随着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我国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新增长动力缺乏的问题也很突出。武汉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汽车、电子信息、钢铁等带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重庆主导产业增长压力也不断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地区面临稳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王昌林表示，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有多重目标，包括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等方面。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却需要加以均衡——因为要实现眼下稳增长，必须要稳住现有企业、现有产业，还要大力招商引资，但创新发展、结构调整需要一个漫长过程，这需要让“该死”的企业“死掉”，把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行业转出去，结果或许就是经济增速慢下来。
    同时，城市发展存在“路径依赖”，传统发展思路和“锁定效应”难以破除。王昌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城市实现了高速发展，主要走了一条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的道路，现在到了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由投资和要素驱动向创新发展、由开发区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但一些城市到了转型发展阶段后，仍然沿袭过去的思路的模式，仍然采用过去抓工业的办法发展服务业、抓创新。
    此外，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支撑不足，新增长动力成长面临诸多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使地方在推进创新发展中困难重重，在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方面还存在许多不适应。

因地制宜，加大支持力度

    无论是在转型中发展，还是在发展中转型，都面临新的增长动力培育问题。如何培育新的增长点？如何推动创新发展？如何创造有利于地方转型升级的环境……这些问题不仅地方主政者苦苦思考探索，王昌林和他的团队也在一直寻求答案。
近年来，各地在寻求增长动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实践。但从调研结果看，成效却参差不齐。王昌林认为，新的增长点的选择要符合国内外产业发展趋势，要突出自身的比较优势，找准战略定位、切入点和突破口，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不要一哄而起，大家一搞什么，全部企业都去搞。比如，现在机器人特别火，每个地区都在搞机器人。”王昌林说，要结合自身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模式和路径。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发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内涵非常丰富。“创新的道路怎么走，也没有统一模式。”王昌林认为，要创新观念，也要创新方法，要适应新常态、新阶段，科学调适方法。
    关键是结合自身的发展阶段和自身实际，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沈阳今年9月被中央确立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之一，担负起先行先试的重任。“沈阳这样的城市，如何搞创新？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王昌林认为，当前沈阳创新发展主要问题，是创业创新的文化不浓。因此，沈阳创新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建生态、育引擎、稳人才、明方向——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
    而苏州、深圳和北京中关村的情况就有很大不同，主要是开放创新问题，要“转思路、优环境、强引擎、明方向”。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是政府职责所在。那么，如何创造有利于地方转型升级的环境？王昌林建议完善对地方的考核评价机制，对转型城市，重点应考核其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指标。
    同时，也要切实加大对各地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力度。应根据各地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坚持分类指导，加大政策支持。对沈阳和苏州这样进入转型发展的地区，应重点支持其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实现动力的转换；对武汉、成都和重庆这样处在发展中转型的地区，应支持其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同时要加快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对深圳这样已基本完成转型的地区，应重点支持其进一步提升创新发展水平。
    王昌林强调，仍要支持各地先行先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好的经验都是在地方先行先试出来的，同时给予一定的“免责试错容量”，鼓励地方大胆先行先试。
    “实现转型发展和产业升级，没有固定模式，各地要根据自身实际，闯出一条道路。”王昌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