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村镇化进程已经展开。
    最显著的例子是地处浙江的乌镇之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极为繁荣的乌镇，进入20世纪后，伴随着沿海城市的兴起，缓慢衰落。尤其是到20世纪中期，镇里工商业被人为取消，几乎丧失生机。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民在此发展工商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业则迅速发展。由此，乌镇恢复活力。在此基础上，政府确立此处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古老的乌镇一举成为最时兴的互联网产业小镇。
    乌镇的例子不是个别的。目前，不少地方已仿照这一模式建设特色产业小镇。就在北京，政府已确定，在房山区长沟镇建设基金小镇。如果说，这些特色产业小镇的兴起还有较强的政府背景，那么，另外一种小镇的兴起，则纯粹是技术和市场驱动的，此即淘宝村、镇。
    第三届淘宝村大会刚闭幕，据阿里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15年淘宝村报告》，截至目前，全国涌现出淘宝村780个，淘宝镇71个。笔者前不久与一批学者参访江苏曹县大集镇和江苏睢宁沙集镇，所见所闻，同行者无不惊喜：一大批企业，在相对贫穷、也无资源优势的两地，借助互联网搭建的交易网络得以迅速成长。
    与本文讨论问题相关的是，这里曾出外打工、上学、经商的人口又在回流，这些地方的官员已经在认真地思考就地城镇化的问题。
    如果我们相信互联网重塑经济社会秩序的力量，那就不能不认真地思考，人口大规模集中之城市化是经济社会演进的必然规律么？村镇化是否可能，并且较好？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一点简直就是确凿无疑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积极推动城市化，集中资源发展县以上的建制市。主流的城市化-城镇化理论似乎也认定，未来中国绝大多数人口要住在城市，工商业活动只适合在城市发展，有些学者甚至主张，城市越大，越有效率。
    这些学者常以自由市场的经济学立论，但其实，这正是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化-城市化的理论依据。我们不能不从理论上认真思考，究竟什么是规模经济？
    主张人口城市化、发展大城市的理论依据是规模经济，但“规模”可有两种意义：一种体现在物理意义上，人口、资源集中于城市，可称之为“硬规模”。另一种是“软规模”，也即，网络规模，以及由此聚集的企业家规模。
    为说明这一点，再看看历史。明清时代，中国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且效率极高，但其生产模式是，以家庭为单元之小微企业存活于庞大的商业交易网络中，后者提供丰富的资源选项，前者运用这些资源生产。这一模式效率极高，即便后来西方的大工厂也未必有能力与之竞争。原因在于，在其中活动的经济主体不是被动听从工厂主指挥的工人，而是具有创造精神之企业家。也即在此体系中，市场中的企业家比率（这是我生造的词，指各种市场主体中企业家所占之比例），远高于大工厂、大城市模式，而市场的生命力全在于企业家。
    今天，互联网经济似乎给这种模式再度复兴提供了一次机遇。淘宝村、镇的基本运作模式正式使小微企业存活于架构在互联网的全球性商业网络中，农民在家中就卷入全球市场，不是作为只出力的工人，而是作为劳心又劳力的企业家，其效率焉能不高？另一方面，此网络以极低成本贯通城、镇、乡，再加上目前高度发达的物流业，基本上可以替代城市的“硬规模经济”。
    总之，互联网正在塑造经济社会秩序之雏形，让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秩序重生之可能，这两个趋势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重新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重新思考中国究竟需要城市化、城镇化，还是村镇化，至于重新思考之关键，则在于历史的自觉、文化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