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前方记者|张洽棠

    “三去一降一补”是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如何保质保量地完成五大任务，构建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十分紧迫而重要。就以上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在政协经济界别驻地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朱之鑫。
    中国经济导报：有钢铁企业人士表示，钢铁“去产能”已经到了“去高端产能”的程度，请问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如何看待产能总量过剩与结构性失衡交织的问题？
    朱之鑫：对于钢铁去产能已经到了“去高端产能”的程度，这句话我不太同意。去产能一定要注意分析一下哪些产能过剩，并不是说所有的产能都过剩，即便在过剩产能中，也有短缺的，也有供给不足的。例如，一些尖端武器的钢材，国内产能还是不足以满足全部需要的。
    同时，经济学里面结构性的问题比较多。从煤炭行业看，煤炭的生产能力总规模已达57亿吨/年，去年实际产量37.5亿吨，总量上的差异并不能完全否定新建产能，因为也许新建产能是用来淘汰落后产能的，比如用先进技术代替落后技术；再比如说煤种也不一样，炼焦煤的煤种和一般的动力煤是不同的。
    还有一点，除了钢铁、煤炭外，别的行业包括新兴产业在内，也可能会有产能过剩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比如汽车去年生产了2450万辆，而现有和拟建产能远高于这个产量。又比如，前一段时间，太阳能、风能等一哄而起之后，都有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中，产能要有一个合理的开工率，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100%的供给对应100%的需求，那的确很平衡，也是最节约的，但是不可能实现。市场经济的供需年度可能不平衡，月度也可能不平衡。产能利用率有一个合理的边界，问题的关键在于打破严重的供需不平衡，去产能的关键也就是要解决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即绝对产能过剩。
    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者必须结合起来。其中，发挥政府作用是更好的，而不是更多的，这句话用得非常准。政府不能大包大揽，也不能急于想着一年内解决问题，更不能一刀切，而要更多地通过市场力量去化解过剩。同时，产能现在过剩了，相关问题也不是都应该由政府来解决，企业也需要共同来承受这个压力，靠政府解决全部问题是不现实的。
    中国经济导报：目前“去库存”中提得最多的是房地产行业，而实际上很多制造业都存在去库存的问题，例如汽车、家电等，供需双方的总量和结构都不匹配的现象十分明显，请问如何有效化解制造业的困局？
    朱之鑫：你说的对，如果将去库存简单理解为去房地产库存，其实比较狭隘，还有其他方面也有库存问题，只是房地产的库存比较突出一些而已。
    制造业的库存问题和整个经济周期发展密切相关，目前供需双方的总量和结构不匹配的问题都十分突出。一方面，有些制造业库存总量过大，很多产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许多消费者买不到个性化的、性价比相对合适的商品，这也是马桶盖等话题持续发酵的原因。
    化解制造业的去库存困局，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其中，对于现有的库存，企业要采取多种营销手段来提高产品销量。比如，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新技术，适应消费升级后的个性化、差异化消费趋势，做到市场需要多少细分产品，企业就生产多少细分产品，从源头上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推行简政放权，取消一些不利于市场流通的限制性措施，充分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同时通过降低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方式，减轻企业压力。
    不过，去库存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事实上，适当的库存有利于行业和企业保持一定的活力与弹性，也是应对未来情况可能发生突变时的安全阀。
    中国经济导报：“去杠杆”既可以减小分子，也可以加大分母，您认为如何看待“去杠杆”的方式？
    朱之鑫：去杠杆谈到分子和分母的问题，大家各有各的见解，我觉得是都要做，分子、分母都要想办法。分母做大了，分子的比重就小了。但是从当前来看，恐怕还不是以做分母为主。“三去”的问题可以分开来看。去产能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普遍性问题，中央、地方和企业都有责任。去库存和去杠杆可能不同，例如去杠杆涉及金融政策，会对不同的管理层面提出不同的要求。
    中国经济导报：有观点认为，有效“降成本”的核心在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您认为降成本的“组合拳”应该怎么打才有效？
    朱之鑫：降成本也需要深入分析。企业家肯定会千方百计降成本，包括计算投入产出等，所以降成本最大的问题是看哪些成本过高。一般而言，企业会在采购、运输、用工、用电等各方面降成本，这些是企业关注的事情；政府要降的是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创造良好政策环境来促进企业的发展。
    在如何降成本的问题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了很多方面，其中有几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一是行政成本，审批环节很多，容易产生腐败，而且还是多头审批，企业成本肯定高，别的不讲，光跑腿费、住宿费就要耗费大量的成本；二是税收成本，营改增和减税政策正是为企业降成本；三是货币政策，目前货币政策框架正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市场对未来的利率预期比较稳定，也有助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此外，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研究。比如运输成本，如果基础设施完善之后，铁路运输的费用比公路有时会低得多，这也可以降成本。再比如用工成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需要的，但用工成本要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如果工资过高，企业是难以承受的，同时，在设计职工的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等配套制度时，也要和企业的成本联系起来，如果标准提得过高，企业同样也难以承受。
    降成本是一个系统的、集成的概念，这个“组合拳”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努力就够了，属于企业的事情，要让企业自己去做，绝对可以做好；属于社会的事，大家共同来做，为企业创造好的环境，多方面结合，才能将降成本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中国经济导报：在“补短板”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哪些方面亟待完善？
    朱之鑫：“补短板”，目前讲得比较多的是基础设施“补短板”，例如日本有195个机场，我国960万平方公里才207个机场，更不用和美国比了，这是“短板”。其实，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根据各国国情来因地制宜，有些小国家，以及人数较少的地方，没有那么大的客流量，就不适宜建设高速铁路。高铁在大城市之间最为经济，像京沪线、京广线等，这样的高铁多建一些是应该的。
    “补短板”涉及的范围很广，例如品牌创建也很重要，像LV、爱马仕等国际品牌受大家青睐，而中国很多产品没有创造出响亮的品牌来，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中，将品牌战略往前走一步，扩大我国的有效供给，这也是“补短板”。
    目前来看，我认为“补短板”最重要的是将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起来，包括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等，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保证最后的底线。这些既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也要市场化运作，两者结合起来解决问题。
    有些“补短板”的事情涉及长远，必须要做好。内地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是76.34岁，香港的数值则超过80岁，随之而来的老龄化问题不可忽视，但换个角度看，老年人的市场也是巨大的。对比相关研究，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三种形式中，居家养老可能是中国的主要形式，那么居家的社区组织结构就要变。开玩笑地讲，如果小区有1000个老人，每人每月拿出200块钱来购买养老服务，就是很大的市场，可以解决不少就业问题。同时，现在老人的需要是吃得好，而不是吃得多，客观上就要求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来跟上需求侧的变化。
    中国经济导报：您如何看待在推进“五大任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朱之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的五大任务是非常好的，千万别仅仅从字面上理解，而要从更深的层次看到，“三去、一降、一补”对于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一定要通过努力往前推进，但也应该看到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期间必然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比如，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会牵扯到银行债务、下岗职工等问题，如果破产企业是大企业，还会牵扯到整个产业链条的问题，还有些城市主要依托一个钢铁企业，如果它破产了，可能周围的、配套的行业都会受很大影响。困难和问题要考虑清楚，但一定要坚持向前推进，不能退缩。
    同时，政策措施要随着发展形势而变化，例如，在农业改革过程中，粮食不够是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解决的。那么现在粮食供给可能多了，改革措施也要适应这种变化。
    中国经济导报：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我国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的变化，特别是“五大发展理念”将如何引领中国走向成功？
    朱之鑫：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里，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来说，一定要看到变化的形势，做好战略规划。一个好的规划有四个特点，一是顺应经济潮流，二是反映时代特征，三是符合中国国情，四是回应老百姓的关切。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发展方式，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根据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矛盾交织，周期性因素需要从宏观政策上熨平经济周期，而结构性矛盾则要从结构性的改革和调整上入手。另外，短期问题和深层矛盾也在交织。在这个时候，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引领我国“十三五”发展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从原来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后来的“科学发展观”，现在又进一步到“五大发展理念”，我国的发展模式也是根据实际情况，与时俱进的。“五大发展理念”讲起来容易，但做到很不容易，会遇到很多难题。例如，经济学最难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发展和环境的问题，另一个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都会更加突出。我们一定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各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我国发展更为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