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结构闯关”之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哪些维度发力？请看专家怎么说。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陈阳

    自去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上升为中国经济的热门话题之一。而高频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火热，也毫无悬念地被列入了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这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不仅停留在“讨论”或是“热议”，而是真真正正吹响了全面行动的“号角”。
    两会期间，有代表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称为“结构闯关”，犹如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闯关”，以此来形容推进供给侧改革所需要的勇气与智慧。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要从哪些维度发力？近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和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专家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

大规模需求满足之后的必然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院长、经济学院教授郭杰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的逻辑起点是基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前提。
    改革开放伊始，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减员增效，面临短缺的我国曾实施了带有计划经济痕迹的供给侧改革。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拉动经济增长，政策转向需求管理，这种政策在2008年世界性金融海啸中达到顶峰。近20年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得我国改革开放伊始的以产量为导向的供给模式进一步固化。然而，郭杰认为，这种传统供给模式已难以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要求，刺激总需求的各种政策手段，在新常态下的效果也正在减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运而生，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指出，从需求侧本身来看，一直困扰中国经济的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需求不足，实质上表现为低水平上的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是以中国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是在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升而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中形成的。
    “以拉动内需为目地的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没有充分达到刺激居民消费的目的，关键是没有考虑到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对内需不足的影响，没有把握住内需不足的根本性所在。另外，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呈现了跨越式上升，消费已经进入个性化时代。在从家电到住房和汽车，我国居民实现了一波波排浪式消费时期，需求管理可以很好地调节消费速度，从而稳定经济。但随着这些大规模需求的满足，个性化成为当前的主流，大规模的简单刺激需求已难以见到成效。”刘元春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指出，这种问题本质上是供给侧的问题，并非需求管理手段所能解决，需要创新供给以创造新需求。

    主攻方向：制造业高端化和提高产品标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然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还是有一些主攻方向需要关注。
    为了降低成本，适应需求升级，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从要素市场改革入手降低成本。原因在于，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成本，提高有效供给，促进结构升级。但随着人口红利消失，环境约束加大，我国的总体要素成本随着经济发展必然进入上升通道，要素价格市场化带来的短时价格下降难以抵挡长期趋势。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抵消要素价格上涨，降低企业成本，在要素价格呈上行趋势的前提下，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规模经济和创新，生产效率才能提高，在抵消要素价格上升的同时降低成本，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中国的优势在于经济体量、生产能力，这种规模优势是任何一个制造业为主的国家都不具备的，我们需要发挥规模产生的比较优势，提高效率。”刘元春表示。
    因此，未来以制造高端化为主要着力点，提升产业结构，带动服务业发展。供给侧改革的一个目的是要提升产业结构，但是提升服务业不能脱离制造业。“二战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情况分化非常大，例如韩国等制造业比重并不一定随着人均收入提高而降低。当前全球经济正在从产业间、产业内分工逐步转向产业链分工，各国均可凭借比较优势找到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并不必然会重复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道路。”郭杰认为，若强行推动服务业升级，容易导致制造业的人为衰落，降低经济增长。美元的国际地位创造了美国服务业的竞争优势，这是短时间内难以撼动的。因此需要以制造业高端化为切入点，带动相关服务业发展。
    郭杰还建议，要以提高国内产品标准为手段，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加大存量改革。随着收入提高，人们对产品品质的要求日益提高。当前国内产品标准低，产品安全问题屡见不鲜，导致大量购买力向海外转移。这需要国家强力实施高于世界水平的国内标准，达不到标准的企业必须退出，集中优势资源。在资源再配置过程中，随着优质企业规模扩大，规模经济和标准倒逼的创新会抵消日常担心的品质上升产生的额外成本。郭杰指出，当前，质量标准检查等权力在现行分税制下部分集中在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以此为手段，招商引资，促进本地短期经济增长，但也危害了全社会的竞争力。我们需要借助财政体制改革来将监管权力上移，加强统一监管。

    政策着力点：选择性加杠杆和维护市场稳定

    专家认为，为了有效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未来在政策制订和实施中，需要注意更多问题。
    刘元春认为，为了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上需要选择性地主动加杠杆。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需要给企业空间。“我们不能再主动执行一刀切、全社会性地去杠杆，而是要对不同部门选择性地加杠杆。我们经常担心的企业杠杆率高并不可怕，因为企业的杠杆率是逆周期的，随着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深入会自然逐步降低。在结构性调整过程中，需要政府或者中央银行主动加杠杆，通过提供流动性，给企业提供兼并重组、发挥规模优势的空间。”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副司长孙国君指出，要注重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产业政策要定位于市场失灵。成功的产业政策更多的应是发挥市场力量在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性和基础性作用，而政府仅仅作为市场失灵的补充。实现这个目的的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到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市场失灵。一般来说，政府需承担起推进通用技术发展的责任。这是因为，这类技术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有些甚至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导致企业对它的研发投入不足，以致难以达到社会最优水平。在政策实践上，最能体现这点的就是美国。
    同时，也需要着力构建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和社会安全网。刘元春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将更多决策权交给市场。政府要做的是提供维护市场稳定运行所需要的市场环境，以及相关基础设施。最为重要的就是能够平抑周期、稳定经济的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和帮助市场平稳转移资源的社会安全网。只有经济稳定了，才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好的环境。“正如生产关系的不足中描述的，我国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宏观调控中政府的积极行动与结构调整往往有矛盾。为此，就需要建立市场内在的自动稳定器，通过完善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和失业保险，维护市场稳定。同时，因为结构调整就是资源的再分配，这就会导致出现资源转移中的失业等问题，为此，需要加大社会安全网建设，为资源转移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