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坦·沃夫

    文化变迁和工人经济地位下降加剧了人们的不满。金融危机则为民粹主义者的人气飙升打开了大门。为什么西方社会对民粹主义思想的兴趣日益浓厚？这是暂时现象吗？英国退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法国老牌政党的支持率暴跌，意大利“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崛起，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上述这些成为了重要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的永恒特点在于它把世界上所有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高尚的人，一种是腐败的精英阶层和带来威胁的外来者。民粹主义者不信任制度，特别是那些制约“人民意愿”的机构，比如法院、独立媒体、官僚机构、财政或货币政策规则。民粹主义者不接受有资历的专家。他们还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
    为什么这些思想体系变得更有市场了？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认为，年纪较大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白人男性对文化变迁（比如移民）作出的反应，比经济不确定性更好地解释了民粹主义崛起。
    这是真相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的真相。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是相互关联的。这项研究认为移民是一种文化变迁。不过，移民也可以被合理地视为一种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该研究并没有关注近年发生了什么变化——答案是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冲击。这些冲击不仅造成了巨大代价，还损害了人们对金融和政策制定者的信心。“皇帝们”的新衣被证实并不存在。
    为了评估这一点，笔者整理了七国集团（G7）主要经济体外加西班牙的较长期经济变化指标和后危机时代指标。较长期指标包括制造业就业流失、供应链全球化、移民、不平等、失业和劳动参与率。反映后危机时代动向的指标包括失业、财政紧缩、人均实际收入和私营部门信贷。
    长期来看，这些经济体中受到最大负面影响的4个国家（依次）是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后危机时代受到最大负面影响的国家是西班牙、美国、意大利和英国。德国是受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加拿大和日本与德国接近。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加拿大、德国和日本基本上对后危机时代民粹主义升温免疫，而美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受民粹主义影响较大，尽管后两个国家相对成功地遏制住了民粹主义。
    这样一来，民粹主义崛起就可以理解了。但它也是危险的，甚至对其支持者往往也是如此。正如欧洲经济顾问组织（European Economic Advisory Group）最近一份报告提到的那样，民粹主义可能导致极其不负责任的政策。最糟糕的是，民粹主义可能摧毁独立机构、破坏国内和平、助长排外主义并导致独裁。稳定的体制与认为某些公民是“人民公敌”的观念是不相容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引起民粹主义的愤怒，并且应对根本层面的问题。
    很多西方大国经历的政治动荡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危机的又一个后遗症。随着经济复苏、冲击减弱，金融危机引发的愤怒和失望可能也会消退。随着时间推移，对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机构（例如立法机关、官僚机构、法院、媒体、甚至政客）可能重获信任。银行家甚至可能会发现自己颇受欢迎。
    不过，这种乐观可能会遇到障碍。即文化和经济脆弱性的一些长期源头仍然存在，包括高度不平等和美国的壮年工作者劳动参与率较低。同样的，需要保持较高移民水平的压力继续存在，尤其是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可能增加。
    假若如此，那些希望对抗民粹主义浪潮的人，不得不对抗其简单化和谎言，就像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法国所做的那样。正如他明白的，他们还必须直接应对民粹主义背后的忧虑。文化焦虑相对不受政策的影响（除了移民政策）。但经济焦虑是可以、也必须应对的问题。当然，政治家们也可能做恰恰相反的事情。这就是美国目前发生的情况。那不会终结民粹主义升温，只会助长它。
（作者单位系意大利佩鲁贾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