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民

    金融服务业将是未来GDP和产业当中的主体产业，也是国民经济融通发展的血脉。在目前经济动能的转化过程中，必须依靠新的金融逻辑：即将各类微观层面的问题上升到宏观层面，以促进新动能占据支配地位来改变中国经济基本现状与格局。
    
产业转换需要金融替换与金融覆盖

    观察美国产业升级的转型过程，会发现其不仅在重工业革命浪潮中占据主导作用，还会发现其在金融业大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之后，美国便可以将所有东西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在货币端口完成，也可以在债权端口完成，或在基础的股权资产当中完成，还可以在期货衍生品中、甚至风险投资等金融领域完成。
    实现金融替换之后，实体产业的低破坏性和低波动性使得整体经济的稳定性得以长久实现。美国依靠这些在全球产业中支持了周期性产业的持续发展，而且新兴产业也获得了有效的金融支持，使任何一个新兴产业从天使阶段到最后的PE阶段、退出阶段都有全流程、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和金融市场的呵护，从而不断地有新产业的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颠覆式创新才会被允许与支持，美国才可能从无到有变换一切产业、产品、思维、组织，变换所有创新使其在经济领域得到落实和实现。其背后是金融业的覆盖，金融成为“创造”、“创新”得以实现的金融生态的促成者。
    反观中国经济现状，会发现最缺的恰好是金融的工具、金融的市场、金融的思维和金融的逻辑。中国经济需要新产能、新动力、新产业、新消费、新生产，而这一切新的东西却没有一个风险投资的金融框架来进行有效的支持。从过往无数经验与案例之中，我们看到一个积极有效的、有新思维的创业者，若得不到有效的风险投资的支持，社会上若没有创业风险的分散分担社会机制，那么这样的创业者之路就显得特别艰辛和特别纠结。
    今天，中国有了中关村，有了深圳，有了新三板，有了创业板，有了更多的围绕创新构建的从风险投资到投资成长、退出的产业链上的金融服务，但还远远不够。比如，新三板的交易量、流动性均还不够，达不到资本退出的要求，有效的金融生态并未建立起来。因此，中国今天要有新动能、新产业、新产品、新思维、新经营，这一切的“新”，其中全部“从0到1”的环节的实现，迫切需要有一个有效的金融生态来支持。
    
以金融市场创新来分散经济风险

    以金融的逻辑来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首先，需要从投资的逻辑来思考现实的投资与责任的问题：是用无限责任带动有限责任，用有责任的投资带动非责任的投资，还是反过来的逻辑？
    比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逻辑架构中政府和社会资本二者投资和责任承担的关系，即可以看作是建立在合伙制基础之上的基金架构和LP（有限合伙人）与GP（普通合伙人）的架构。基于这种架构，GP可以只出基金2%的资金，但其必须担承无限责任。这种合伙的有效架构不仅是单一合伙，也可以是激进的多层次合伙，这才是PPP有效的发展方向和基因所在。但是如果国有资本引导基金也用这种模式来决定方向路径、产业导向和利益分配的时候，那无疑是将合伙制灵活交易的结构锁死，尤其是当国有资本既做引导性LP，还要做GP的时候，因其承担了无限责任，那等于将全部风险集中在无限责任的国有资本的端口之中，这是极为可怕的事情，国有资本必将成为资本垂涎并想办法挖虚掏空的“唐僧肉”。
    从金融的角度而言，金融的本质在于管理风险。因此，所有经济环节出问题的时候，都是金融创新和推演出新市场的历史机遇。比如，收益互换可以解决现实难题：中国已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如果只在贸易价格差价部分做互换，市场波动率要小很多，基础资产的稳定性就要好很多。因此收益互换可以放在外汇市场，可以用在“一带一路”的投资之中，可以放在货币、贸易端解决很多问题。再比如，对冲工具在期货市场、远期合约等金融衍生市场，可以有效对冲并释放经济中的风险，其交易本身就是风险回避、交易风险，不仅可以释放和分散风险，还能有效地管理风险。
    中国还有一个经济基础层面的，乃至于和经济不相关的社会其他维度最大的问题是信用问题，而信用问题要真正加以解决，只有一个逻辑：即让信用变为资本，让信用变为财富，负信用一定是成本最大化，正信用才可以有效扩展。如果这个逻辑在今天的金融行业中得以成长并大放异彩，那么传统产业的问题就会有效地得到解决。

以基金投资改变供给侧结构

    如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金融的关键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以金融市场的创新来分散经济风险。而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则是以基金架构为主导的资管行业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如PPP，就是一种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GP管理合伙下的资本有效结合的一种基金架构。这种基金架构下一定有无限责任担承者为有限责任投资，两者之间实现有机的资本结合和投资收益分享。
    再如，国企改革，在投资端口，可以用FOF（是一种专门投资于其他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或MOM（管理人的管理人基金模式，也被称为精选多元管理人）的构架使得国有资本有效地进入市场，只有国企资本和民营资本在投资端用基金的方式凝结在一起，无限责任担承者真正替有限责任去担承，才可以真正改变国企投资端口的改革。唯有让基金架构在其中发挥作用，坚持市场化的逻辑，这些资产才能重新回到资产再配置之中，变得有效率，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投资端口与已有存量端口才能有机结合。
    其实，以往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无非是比较谁的杠杆用得巧妙，比较谁将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的杠杆控制使用得好。包括中国公司化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次股份化、证券化和杠杆化的过程，都是以寻求一个理财的通道，通常是以基金的结构将其推向市场。通过多层级的杠杆使得股权杠杆最大化，用少数股权获得控股股权，或者通过合伙人对治理结构中董事提名进行约束，从而控制一家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司。即便是一家公司，如果用基金架构，则可以用GP的支点来撬动庞大的LP资金，这要比公司架构下撬动的资金大得多。
    因此，基金的架构，包括FOF和MOM架构形成的一致行动人的架构，以劣后级来撬动优先级的形式可以将杠杆用到最大，这时资本已经不会形成制约因素，而缺的便是好的投资标的，这也是FOF、MOM火了起来的同时“资产荒”出现的根本原因，也是市场大发展的内在根本逻辑。这种以基金架构来撬动巨大的中国财富，以巨大的存量资金端来对接中国有资金需求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中坚力量。
    目前，飞速发展的金融科技正好为基金业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深度分析等提供了技术准备和支持。可以预见的是，金融科技与资管行业的结合正在深层次地改变中国的供给侧结构，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着充分的准备。
    （作者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