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蔡若愚

    两个大学同学毕业后去往不同的城市——成都和北京。他们各自在当地买房安家结婚，职业同样是经济学教授。但十几年后，尽管两人工资收入不相伯仲，但由于房价的天差地别，两人的资产状况也是截然不同。这是收入分配领域的一个典型案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今天我们在讨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收入更为多元化的时代——除了一般人理解的工资收入外，资产配置带来的收入比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可小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因此，下一步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新时代下，如何看待收入分配的问题，关键还是要走出“收入”视角。

收入差距缩小了，贫富差距却加大了

    众所周知，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根据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方明的研究，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用基尼系数表示会发现，2003~2008年间呈现上升趋势，而从2008~2016年则呈现出下降趋势。这意味着，2003~2016年这14年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整体上呈现前高后低的状态。从目前趋势看，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尽管如此，朱方明也表示，虽然收入分配差距在缩小，但居民间的贫富差距却在加大。他从世界财富报告每年获得的数据显示，2010~2016年，我国最富有的10%阶层，所占份额从60.2%增至73.2%。
    究其原因，朱方明分析，首先是私人财产权的确立；其次是在市场化改革中，经济资源通过产权让渡实现了其交换价值；第三，就是商品资源的价值增值和资本化的影响。如果说前两个要素只是前提条件，那么第三个要素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我们的财富总值。
    例如商品房的价值增值。就如开头那个例子，身处不同省市，哪怕是一样面积的房子，价值可能相差数倍乃至数十倍。2010年，一套北京市城镇住宅商品房平均比湖南农村房价高16924.8元，价格比为75.82:1。
    又如资本化，朱方明指出，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培植了一大批新生富豪。2015年，中国大陆十亿美金富豪人数第一次超越了美国，1877位企业家个人财富超过20亿。当时，推出该榜单的胡润表示，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但富豪人数增长却达历年之最。
    由此看来，仅以“工资收入”一杆标尺来衡量收入分配已显不足，收入来源的日益多样化，使得新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必须多管齐下。
    具体而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就收入谈收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没有出路

    收入差距在缩小，但贫富差距在扩大，这对消费提升来说，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喜的是居民收入共同增长，有更多的现金流用以消费；忧的则是财富感不同，影响到消费的底气。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月入过万的无房户和月入5000的有房者，在一般人看来反而是后者更可能勇敢消费。
    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表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杨瑞龙教授看来，这一表述强调了消费需求是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在原有过于依赖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和收入创造效应都不断降低。为了解决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必须依赖于高增长速度。”杨瑞龙表示，过去我国经济的“速度饥渴”或“高增速依赖症”即源于此。
    然而，伴随着金融危机以来外部环境的变化，投资和出口日益受制于国内外约束而无法维持过往的高增长趋势，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重任压在了内需扩展上，内需中消费需求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不过，从金融危机至今已近10年，经过多年努力，目前消费占GDP比重已经从2010年的1/3左右提升至2016年的近2/3，甚至首次超过了投资的贡献。这其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见成效，但也日益进入了深水区、攻坚区。
    湘潭大学副校长刘长庚表示，权利配置不合理是导致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体制中效率和公平正义不统一的更为基础性的原因。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要妥善处理好参与权、收入权和保障权之间的关系，赋予市场主体平等的参与权、共享的收入权和普遍充分的保障权，加快形成公平合理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加强再分配的正向调节力度，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杨瑞龙更强调以政府的自我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从而惠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为“在现有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制度是总体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表现之一，如果不通过改革打破权力格局和利益关系，收入分配机构就难以调整，消费需求也就难以真正提升”。简而言之，发展到今天，就收入谈收入，就消费谈消费，已经不足以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继续向前。
    因此，他提出了从政府管理角度进行改革的四大突破口，即重新定位政府功能，界定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力；完善要素市场，理顺价格机制，消除政策性扭曲；加大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加大反垄断力度。

多维度支招收入分配改革

    此外，影响收入分配的视角还有很多。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的刘际陆通过统计研究发现，“中国式”关系存在显著正向的收入效应。通俗来说，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促进职业流动，增加就业等市场行为，并获取相对应的经济利益和职业收入，这在亲戚、朋友关系中尤为明显。而在市场化进程中，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非市场机制，随着经济发展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表现为“弥补市场论”。
    刘际陆等认为，这对于转型时期中国改进社会收入分配政策，缓解阶层性收入差距亦有启示：通过了解社会关系的“弥补市场论”，一方面，注重引导、制约和发挥社会关系的资源配置作用，另一方面，也从中看到市场的“盲点”，为下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借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何青教授研究了人民币国际化对居民财富的影响，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人民币资产的多样性和收益性，可以让中产阶层有更多海外投资渠道。同时，目前中国正在推进的境外企业在A股发行上市，将有望增强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也为境内投资者提供了更多投资渠道。
    湘潭大学的谭燕芝等研究了如何改善农民的多维贫困。其研究结果表明，包含字词能力、数字能力与记忆能力三个维度的认知能力的提升，会通过增加农户信贷获取来帮助农户改善多维贫困状况。这也意味着，在我国扶贫开发实践中，贫困者内生认知能力的开发与外部信贷支持同样重要。
    此外，湘潭大学的刘娜、卢玲花非常接地气地研究了生育政策对我国城镇体制内女职工的工资收入影响，发现生育孩童对体制内女职工工资收入的确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每多生育一个孩子，女职工工资率将显著下降18.8%，且此“生育工资惩罚”效应，在生育一个孩子的女职工中较生育两个孩子的女职工中边际影响更强，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或没有管理职务的女职工影响更大。
    总之，这些研究从多角度切入，探讨了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