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公欣

    随着波恩气候大会的落幕，《巴黎协定》开始进入具体落实阶段。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革，对全球气候治理与气候融资体系的传统格局都提出新的挑战。那么，当前我国气候投融资现状如何？还面临哪些问题？将如何应对新挑战？日前，在“促进中国绿色债券和气候融资市场发展”圆桌会暨2017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成果发布会上，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发布了《2017中国气候融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过去一年间气侯融资发展的最新动态，总结了现有气候融资体系问题，重点就如何撬动私人资本进入气候融资领域，加强气候适应资金供给等方面做出了对策分析。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遥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目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获取渠道正不断丰富，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缺口仍十分巨大。随着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正逐渐向中国转移。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气候融资体系顶层设计，发挥中国的引领作用，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双向绿色合作，推动实现经济转型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是我们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气候资金缺口仍在加速扩大

    实际上，正如《报告》显示，近年来，发达国家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气候融资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相关统计数据，发达国家在2013～2014年期间每年平均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资金在407亿～415亿美元之间。
    2015年，许多发达国家和多边开发银行相继提出了重要的增资承诺。根据OECD的分析，这些增资承诺将推动气候公共资金持续增长，到2020年，其规模可能将达到670亿美元，相比2013～2014年提供的平均公共资金规模，增幅将达到63.2%。
    然而，上述资金规模距离发展中国家实现《巴黎协定》的温控2摄氏度目标还有极大的差距。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2015～2030年仅能源领域就需要16.5万亿美元。根据麦肯锡测算，2015～2030年可持续基础设施的资金缺口将达到39万亿～51万亿美元。
    王遥认为，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规模相较这些预测的资金需求而言，可谓杯水车薪，全球面临的资金缺口正在迅速加大。
    其中，适应方面的资金缺口尤为严重，据估计，目前全球气候适应需求是国际公共适应资金总额的至少2~3倍；2030年气候适应的资金需求将达到目前国际公共气候适应资金的6~13倍；2050年潜在适应资金缺口还将持续扩大，约为目前适应资金的12~22倍。
    在受访专家看来，解决适应融资缺口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增加公共资金的投入，并建立完善的法律、政策和监管框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研究、适应示范项目和数据信息收集；整合已有公共适应资金，建立储备金，为气候适应项目提供支持，这些举措将充分发挥公共资金的引导与撬动作用。
    同时，全球气候资金供给渠道不断丰富，气候融资体系逐渐演化并日益复杂。从早期较为依赖官方发展援助，且偏重单向、单一国家的援助模式演化为多边气候基金、区域性气候基金、风险共担机制等多元化模式共存的阶段。
    《报告》分析发现，目前双边渠道仍是气候资金运输的主要渠道，且资金贡献量呈现上升趋势；多边气候机制的存在虽能惠及全球，但其贡献的资金量占比在所有渠道中最小，2014年提供的资金规模仅为同年公共资金总规模的6%左右，未能充分发挥优势，其中，多边气候基金体系碎片化发展趋势尤为严重。
    
中国可帮助全球重建共享式领导力

    6月1日，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其一系列“去气候化”与“美国优先”的政令措施对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及全球低碳发展造成了新的冲击。
    《报告》认为，美国在气候援助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一直较为有限，而中国对外援助额占全球比重则不断提高，与美、日等国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对外援助国。虽然欧洲金融部门与气候智库在重建气候融资体系、激励私人投资、推动气候融资产品和工具创新等领域一直在做持续的努力，但气候融资的地理热点无疑已转向中国、印度等亚洲地区，气候融资领导力正进入更迭期。
    不过，尽管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填补美国退出协定所留下的全球气候领导力真空报有极高的期望，但《报告》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目前“尚未具备独挑国际气候治理领导力大梁的能力”。其中，有专家表示，中国可以帮助全球重新构建共享式领导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对于气候融资市场的产品与服务创新助推作用显著。例如，绿色信贷作为中国起步最早的绿色金融领域，在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中一直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信贷规模保持稳定，银行主动推进绿色转型及产品创新。截至2016年末，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余额升至7.51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8.83%。
    与此同时，中国推动设立的新兴多边机构作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定位和功能需要在原有的援助、投资和贸易活动基础上进一步与我国在全球公共物品提供框架中的引领作用相匹配。《报告》提出，在未来的发展中通过统一的顶层设计，推动新兴多边机构从治理结构到融资工具的多方面创新。例如，宏观政策层面，各国保证居民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的需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新兴多边机构应充分考虑受援国的气候目标与政策，参考《巴黎协定》所达成的协议，并结合各国所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保证项目目标符合各方的共同预期；在具体操作层面，新兴多边机构可以利用创新的交易结构、低风险的技术、本土化的市场专业知识，将私人投资引入低碳基建和其他绿色项目。
    此外，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开启推动了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但目前我国对外援助、投资与对外贸易领域缺乏长期的一体化规划，尚未形成独立的国际发展援助管理体系及管理结构。
    《报告》建议，要发展南南合作的管理体系与成效评估机制。建立能够有效运行的管理体系是保证南南合作顺利实施的基础；另外，为保证实施效果，需要建立和完善成效评估机制，采取宏观评估和微观评估共进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