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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人口和基础设施日益密集，各种安全隐患也会随之增加。“例如，现在很多城市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地方就是城市安全隐患最大的集聚地，但如何规制、如何防范，对管理者来说是很大的难题。加上许多灾害具有突发性、频繁性、复杂性、衍生性等特征，一旦城市发生重大灾难，造成的连锁反应与放大效应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肖金成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说。
    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我国城市平均每年因公共安全事故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0万人，伤残人数超过250万人，经济损失达7000亿元。
    近期，一份名为《公共安全蓝皮书：中国城市公共安全发展报告（2016~2017）》的报告称，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国城市公共安全风险不断增多；城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不健全，公众风险意识和参与意识不高；城市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不健全，应急能力有待提升；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容易引发舆论关注，城市网络舆情压力增大。
    
变“被动”为“主动” 城市规划要以安全为先

    显而易见的是，未来，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的挑战会呈现上升态势，城市的脆弱性会愈发凸显。更为现实的情况是，城市经济在快速发展，而城市安全管理水平与其相距甚远。于此，受访专家的普遍建议是，首先要认识到城市安全管理的相对滞后，发现哪里滞后，再逐步完善框架体系、更新布局，重点应放在精细化补短板上。
    从国际上看，城市安全管理普遍“重灾后应急、轻灾前防控”，“重硬件建设、轻能力建设”，“重专业力量、轻社会力量”，综合形成了所谓的“被动式”。而一直以来，中国的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也往往由重大危机事件推动，呈现出“亡羊补牢”的过程。
    在唐钧看来，此次出台的《意见》，提出了变“被动”为“主动”的解决方案，包括：一是完善安全法规和标准，形成完善的城市安全法治体系；二是坚持快速、科学、有效救援，提升应急管理和救援能力；三是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强化城市安全专业技术服务力量；四是提升市民安全素质和技能，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等等。
    据受访专家介绍，目前很多城市中都不乏这样一种现象——即居民住宅及密集商业区建筑高且密集，周围缺乏足够的空旷逃生地带，甚至还有一些具有危险性的企业设在生活区旁边。“很多城市的规划设计本身就没有系统地考虑公共安全，先天遗留下的安全隐患只能通过后天无限的投入应急管理来弥补。如不能在城市始建的规划阶段合理考虑整体安全战略，将眼光仅瞄准经济，比规模、求速度，都可能导致忽视系统安全设计，最终将背上后续安全管理巨额投入的长久包袱。”肖金成认为，要从“根儿”上推进城市安全发展，就要在城市规划中把安全问题摆在首要位置。
    对此，唐钧认为，从风险管理的视角，城市安全的“上游”是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应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其作为规划的出发点。“具体而言，城市规划不仅要考虑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还要考虑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最终形成‘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中国特色城市安全道路。否则的话，城市规划易出现偏颇，可能引发方方面面的城市安全问题。”唐钧说。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意见》明确提出了“科学制定规划”的要求，包括“坚持安全发展理念，严密细致制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城市规划、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等专项规划，居民生活区、商业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以及其他功能区的空间布局要以安全为前提。加强建设项目实施前的评估论证工作，将安全生产的基本要求和保障措施落实到城市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实际上，数据采集不完全、部门协调不及时以及组织不够科学，一直是城市安全风险管理不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所以，近几年，城市管理者们试图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来解决困扰他们多年的城市公共安全问题。
    对此，《意见》也明确提出要强化安全科技创新和应用。包括“加大城市安全运行设施资金投入，积极推广先进生产工艺和安全技术，提高安全自动监测和防控能力。加强城市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建立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与市场监管、应急保障、环境保护、治安防控、消防安全、道路交通、信用管理等部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加快实现城市安全管理的系统化、智能化。”
    不过，在肖金成看来，大数据等技术虽然确实对推进城市安全发展有帮助，但不能过度依赖，“每个城市安全管理问题的出现有其独特原因，应从规划、建设、防范等环节进行全面评估，因地制宜，才能真正解决不同城市的安全建设难题。”
    
重中之重是抓住制度建设的“牛鼻子”

    最重要的，城市建设还是应该抓住制度建设的“牛鼻子”，在唐钧看来，当务之急是做好“主动防”、“全面控”、“负责任”的三方面工作。
    ——“主动防”，主动防范城市安全风险。一是明确城市安全的战略方针，城市安全的主动防范应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意见》中城市安全“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二是全面推进城市安全的精细化操作，根据《意见》“强化安全风险管控”的相关要求，通过“全面辨识评估城市安全风险”、“建立城市安全风险信息管理平台”等技术和管理手段，提高城市安全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三是提升城市安全的能力建设，既要提升应急管理和救援能力，培养专业化的城市安全应急和救援队伍，也要提升市民安全素质和技能，推动城市安全的社会力量建设和“第一响应人”培养。
    ——“全面控”，全面防控城市安全风险。一方面，要加强城市安全源头治理，落实《意见》中科学制定规划、完善安全法规和标准、加强基础设施安全管理、加快重点产业安全改造升级等具体要求，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城市安全风险；另一方面，要提升城市安全监管效能，贯彻《意见》中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完善安全监管体制、增强监管执法能力、严格规范监管执法等具体举措，提高城市安全监管的效率和成效。
    ——“负责任”，相关主体应切实担负起城市安全责任。《意见》要求“完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全面落实城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责任、党政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等。
    实际上，城市安全不只是管理者的责任，而是社会治理多主体的共同责任；城市安全不限于安全生产领域，涵盖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社会治理等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意见》的发布对城市安全建设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更希望以《意见》为起点，以城市中的人为中心，落实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居、学、生、老、病、死等全方位的安全保障，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唐钧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