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成静

    日前，在2019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年会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对债务“灰犀牛”进行了“细微的解剖”。张晓晶认为，国有企业的结构性优势、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三位一体”，既带来了中国的高速增长，也在客观上积累了大量风险。核心的原因就在于边界模糊不清。“政府兜底”看似抑制住了风险，但是代价更大，所以我们要改革，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破除政府隐性担保，强化退出机制，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从结构细分看总体债务情况

    张晓晶说，截至2018年底，我国的总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是243.7%。不同部门有不同的算法，央行的数据是249%，国际清算银行2018年三季度的数据大概比这个数还要高一点，所以一般认为是250%左右。这个水平接近于美国的水平。与新兴经济体比起来，中国的数据也是比较高的，新兴经济体大概也就190%左右，我们大概高了60个百分点。
    相关数据显示，2000年全球债务是6万亿元，2008年的时候是12万亿元，2018年的时候是18万亿元，其增速大约每年增长6个百分点左右。而中国的债务增长率是每年12～13个百分点。因此，张晓晶认为，水平不一定是最大的问题，结构可能是最大的问题。此外还有速度，也是导致我们关注风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具体到结构问题，张晓晶认为应当从三个实体经济部门来分析：企业、居民和政府。

两个层面解构杠杆率问题

    张晓晶从各个部门对杠杆率的风险进行了分析。首先是居民部门，他发现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其实不算太高，特别是跟发达经济体比较起来，只有53.2%，但是上涨的速度太快了。“‘二战’以后，发达经济体整个的杠杆率上升都特别快，特别是居民部门都很快。美国最快的时间段是2000～2007年，也就是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7年，最快速度每年增长4个百分点。中国最快速度是从2008～2018年的10年，每年3.53个百分点，我认为就已经接近美国最快的增长速度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主要的风险。”张晓晶说，“那么，未来我们还能靠居民部门稳住杠杆率吗？我认为这个很难做到。”
    其次是企业部门。张晓晶认为，我国企业杠杆率的问题根本不是在企业，而是在政府。“我国的企业杠杆率应该是全球第一位，达150%之多。然而，其中66.9%是国企的债务。国企债务中有一半左右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具体来说，55.2个百分点是地方融资平台和跟融资平台相关的其他债务，总额大概45.3万亿元。因此，如果把国企去掉，私营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大概也就是53个百分点的水平，跟国际上的水平差不多。”张晓晶说，“因此，当我们看结构的时候，还会发现政府部门才37%，太低了，根本原因在于国企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进一步细致解剖，张晓晶说，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主要就是隐性杠杆。“如果我们把隐性债务和显性债务加总，55.2%的隐性债务加上37%的显性债务，一共是92%的水平，其实是非常高的。”张晓晶说。
    以上是第一层解构。张晓晶又从另外一个层面进行了解构，就是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层面。回顾150年的杠杆率变化，私人部门更多的是推动经济增长，而公共部门更多应当是熨平波动的，主要作用不一样。而我国的数据来看，根据上文的分析，居民部门加上非国有企业部门大概有103%，这个数字在国际上横向对比也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如果加入政府的隐性债务，我国公共部门的杠杆率就达到了140%，这实际上是不太正常的。
    
“三位一体”带动经济增长同时积累风险

    分析我国出现这种不正常的情况的原因，张晓晶认为，国有企业的结构性优势、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三位一体”，既带来了中国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大量风险。
    “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到今天都没有理清楚，也就是政府最后还会兜底，国有企业结构性的优势还没有打破，包括硬约束的问题没有建立起来，最后形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这是社会学名词，也就是说看起来一个运行多年还非常有效的制度，但是实际上会导致风险。最终政府很难做到兜底。”张晓晶说。“所以，政府兜底看似是抑制住了风险，但是它的代价更大，因此我们要改革，包括向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靠拢；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约束扩张冲动，重塑央地关系；破除政府兜底、隐性担保，硬化预算约束，强化退出机制，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优化信贷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