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峰 龚琬岚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是企业树立公民形象、打造公信力品牌、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全球范围内，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倡导和实践操作呈现出几大趋势。
    ——企业社会责任与全球公共利益的有机融合。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应与全球公共利益形成有机融合，以保障全球性的公共利益为目标，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促进解决安全、健康、社会、经济、环境、公平等多维度的全人类发展问题。
    联合国于2015年峰会上提出指导2015~2030年全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日本松下将其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联系，对应消除贫困、良好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廉价和清洁能源、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缩小差距、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等17项目标，《中国松下社会责任报告2018》树立“创造清洁能源的社会”和“为社会全体提供良好生活”的目标，并提出扩大“创造能源”、建设“可持续智能城镇”等举措。
    ——企业社会责任与民众获得感的深度耦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关系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企业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肩负着提升民众获得感的社会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牢记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全球实践中，与民众获得感形成深度耦合的企业社会责任应贯彻以人为本的精准回馈机制，“ISO26000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2010）、“可追溯供应链指南”（全球契约和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2014）、“员工关怀与义务全球框架报告”（国际SOS救援中心，2014）、“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香港联合交易所，2015）、“环境和社会责任框架”（世界银行，2016）等社会责任体系，从尊重人权、劳工实践、消费者保障、公平运营、社区发展、员工关怀等多维度提出精细满足群众多样化个体获得感的社会责任要求。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与民众获得感的耦合既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应有之义，也逐渐融入了外资企业和跨国企业的经营文化。
    ——企业社会责任的“由外而内式”改革创新。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应与时俱进、迭代更新，这一过程往往是在国家战略、区域规划、政策变化、制度更新、社会变革、民生民意等外部驱动力的作用下开展，形成“由外而内式”改革创新。尤其是系统发展、整体提升、可持续进步等领域的外部因素，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发生质变的重要力量。
    欧盟的企业社会责任最初被赋予实现2000年“里斯本战略”的战略使命，通过完善区域内市场、支援研究与开发、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推动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经济体”；为抓住时机，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向更高层次发展，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发布“欧洲2020战略”，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智能性”、“可持续性”、“全面性”的三重经济增长战略目标；2011年再提出“CSR2011-2014战略”，提出企业应把社会、环境、道德、人权、消费者关系融入其商业运营的核心战略当中，并实现“最大限度创造共享价值和减轻负面影响”的长期战略目标。
    ——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共关系的增益型结合。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应关注其经济效益，以利润提升为结果导向，使得社会责任与公共关系之间形成互融共通，让社会责任发挥公共关系的作用，通过社区贡献、慈善公益、关心消费者等社会责任活动，有效提升企业的形象美誉度和社会好感度，进而增长消费者数量、提升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
    研究结果显示，优质的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声誉，进而提高消费者数量。具体而言，若某企业能把其声誉提高5%，则推荐或选择该企业的消费者数量可能随之增加6%。对此，企业更关注社会责任的经济理由和资金回报，将企业声誉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并形成企业乐于从事慈善活动的传统，通过公益慈善的形式展现显性和直接的社会贡献，进而形成良好的公共关系效果。福布斯发布的2018中国慈善榜显示，上榜100位企业家（企业）现金捐赠总额为173.1亿元，教育、扶贫和医疗为慈善捐赠的三大主要方向。
    ——企业社会责任与多方利益相关主体的共建共赢。企业社会责任往往来自多种利益相关主体的需求和压力，包括工会、非政府组织、竞争者、供给链、顾客、员工、社区等。美国企业主张“企业社会责任是利益相关者需求总和”的观点。对此，应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框架”，加强与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管理，通过“共建共治”实现“共享共赢”，全面提升“企业社会绩效”）。
    全球实践中，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建设以“企业公民”为标准，意为打造企业在社会上的公民形象，“企业公民”能够“反映企业在一个社会的位置及地位和企业与政府、特殊利益群体、民间团体以及其他企业如何相互影响”；合格“企业公民”一般认为公司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将全面考虑公司对雇员、客户、社区、供应商、自然环境等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寻求企业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契合点，达到互惠与双赢。
    ——企业社会责任应形成适应制度规范的“硬实力”。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管审核现已逐渐形成体系化、规模化、强制化的制度规范，政府和社会对企业履责情况的监督逐渐从“软约束”转变为“硬约束”。对此，企业社会责任也有待从“软实力”转变为“硬实力”，以适应硬性的制度规范。
    全球经验而言，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规范既包括国家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公权力约束，也来源于行业组织和监督机构的第三方监督。以美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政策、标准的三方面建设为例：一是开展卓有成效的公司社会责任立法，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即通过立法以维护职工权益，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加大对忽视社会责任、侵害相关利益者的企业处罚力度，目前美国已有近30个州在公司法中加入企业社会责任。二是通过公共政策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例如劳工权益方面，美国劳工部要求禁止从雇佣童工的国家进口产品；环保方面，环保部要求公司公开对环境的影响和责任等。三是通过制定标准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美国“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从投资角度评价企业在经济、社会、环境三维度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其中社会责任指标权重总和占总权重的80%，包括经济维度的管理执行、贪污舞弊，环境维度的生态效益、环境报告和社会维度的慈善行为、劳工实践等。
    综上，企业社会责任的良性发展，既要与全球公共利益、民众获得感、利益相关方共建共赢形成有机融合，也要与公共关系、风险防控、危机应对形成深度结合，还应借助“由外而内”改革驱动力，强化主动作为的积极态势，逐渐形成适应制度规范、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硬实力”。    
    （作者单位分别为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