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 程晖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也将在今年决战决胜。同四、五年前相比，如今北方城市秋冬季雾霾压顶的日子已经越来越少，2019年重点区域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4.9%，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39.0%。在此基础上，站在“十四五”的起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又将如何展开？
    日前，在2020中国生态环境产业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贺克斌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十三五”期间，我国在大气污染治理上成效显著，持续深入完成PM2.5的治理，并基本完成了酸雨污染治理，但是臭氧浓度不达标已成为一些城市的首要环境问题，应该得到重视；“十四五”期间大气环境的治理要做到“三大协同”，具体为：PM2.5治理和臭氧治理的协同、空气质量和健康效应的协同、大气环境和气候的协同。在贺克斌看来，“三大协同”将是未来大气环境治理的主要趋势和走向。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加大力度治理空气污染，上世纪80年代解决了烟粉尘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重点解决酸雨和二氧化硫问题，2005年开始，我国第一次制定了相关约束性指标，如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总量，2010年开始对二氧化氮排放总量进行控制，2013年国务院推出“大气十条”，以及明显降低PM2.5浓度等。
    贺克斌指出，当前中国的经济在稳步发展，而污染物在下降，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臭氧浓度的反弹。
    “从原理上看，臭氧和PM2.5有一定程度的同源性，协同减排能够实现双降。”贺克斌谈到，目前我国PM2.5的下降主要是依靠硫化物和“一次PM2.5”的大幅下降，但氮氧化物和VOCs（挥发性有机物）年排放量依旧在2000万吨级以上。而氮氧化物和VOCs在一定比例下通过化学反应会产生臭氧，如果氮氧化物和VOCs下降的比例不合适就会导致臭氧浓度升高，因此实现氮氧化物与VOCs协同减排才能实现PM2.5和臭氧的协同治理。
    目前来看，已经有一些城市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协同治理，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贺克斌介绍，北京从2010年到2019年一直按照一定比例协同控制氮氧化物和VOCs减排量，PM2.5明显下降的同时臭氧也没有上升。同时，成都这方面也做得很好，实现了PM2.5和臭氧的双降。
    但他也谈到，上述协同治理方法存在一定的难点。特别是对于VOCs的减排，技术和监管上都还面临许多困难，这个领域或许正是未来环境设备和监测监管市场的一个增量。
    “‘十三五’末期我国可能会实现60%的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合格标准，而这个比例在‘十四五’或将升到75%。”贺克斌表示，空气质量标准和人体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保障人体健康，或将倒逼空气质量标准立法，从而推动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到“十四五”末期，我国目前的《环境空气质量》（2012年标准）就将使用13年，预计近80%的城市都将达到标准，在满足人体健康相关要求下空气质量标准势必会再上一个台阶。
    “要达到那样的空气质量标准，就需要协同治理大气环境与气候，将减碳的问题解决。”贺克斌表示，低碳要求能源结构的转型，包括煤、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使用比例降低，非化石新能源比例大幅提高。和减碳相结合将大大提高其他几类污染物的减排幅度，二氧化硫、PM2.5等污染物会下降70%~90%。在上述情况下，中国将实现主要污染物由千万吨级向百万吨级的下降，也使得更多地区都能达到更高的空气质量标准。
    以《巴黎协定》下2℃升温目标和1.5℃升温目标来推演，我国在2050年要达到欧美现阶段空气质量标准。难点在于，要达到上述目标必须实现能源转型，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需要大幅减少。具体来说，按照2℃升温目标的要求，煤炭占比要低于15%，1.5℃升温目标则煤炭应低于6%，交通方面电动车的比例要达到40%以上。
“到2060年，化石能源跟现在的非化石能源占比要翻转，现在化石能源占85%，非化石能源占15%。将来会倒过来，化石能源留15%，这15%里还包括汽油和煤，煤不会高于5%。”贺克斌指出，从这个方向出发，低碳技术、零碳技术和负碳技术都将成为中国未来二、三十年非常重要的技术，类似吸收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的新材料也有可能进入到商业化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