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 季晓莉

    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过程中，如何深入挖掘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潜力，充分调动西部等后发地区的积极性，不仅关系国家战略安全，更关系区域均衡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作为西部重要省份，近年来，陕西省在发挥科创潜力，助力经济发展方面有何举措？
    国家发展改革委青年干部第五调研组近日赴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杨凌区、延安市等地，实地走访了西飞工业、爱生无人机、思摩威新材料、海斯夫生物科技等企业，参观了陕西空天超算中心、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等科研院所，与企业家、研发人员和教师代表座谈，与陕西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信厅、农业农村厅、能源局，西咸新区管委会、沣西新城管委会等单位进行深入交流，并发放了调查问卷。
    “我们发现，积极释放以陕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的科学创新潜力、促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有基础、有优势，更有带动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调研组组长、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副处长王伟龙告诉本报记者。
    
有基础有优势
在全国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陕西省相关负责人介绍，虽然地处西北，但陕西在全国科技创新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科研基础底子厚、水平高。陕西拥有57所本科高校，是西部高校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8所高校20个学科进入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位居全国前列，一半以上学科属于材料、动力工程、航空宇航等与“卡脖子”技术息息相关的学科。
    2021年，国家超算西安中心、中国-中亚“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一批创新平台加快建设，省级科技计划支持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超过10%。西北工大组建成果转化企业14家，6人申报成果转化高级职称。西安光机所、西北有色院“一院一所”模式加快推广，有效支持科研人员、团队领办创办企业。
    陕西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也是加强自身发展动能的过程，更有力推动了区域均衡发展。如今，陕西大力构建“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领航企业”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2021年科技型中小企业11189家，增长38.7%；高新技术企业8397家、增长35.5%。陕西围绕重点产业链“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实行“揭榜挂帅”，梳理共性技术清单117个，遴选出343个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项目，截至目前已有四批118个项目成功揭榜。
    在走访中，调研小组了解到，陕西正在加快发展内陆纵深的高技术特色优势产业。例如，杨凌、宝鸡等地利用差异化科研优势，对于极限情况下实现我国技术自立自强、确保战略安全极具意义。

突破“卡脖子”技术
新型举国体制很重要

    “要更好发挥西部地区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的重要作用，既要把握技术创新自身规律，也要深化对阻碍西部地区更好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根源的认识。”王伟龙表示，“卡脖子”技术是关键核心技术，而非必定是“高大上”的技术。后发地区开展科研布局，要发掘和提升独特定位和比较优势。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贪大求全；既要突出区域集聚，也要大范围协作。此外，调研组还认识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长期过程，要坚持长期主义；“卡脖子”技术不是静态的，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科技发展为“换道超车”创造了条件，要破除“弱者心理”“追赶心态”，重视“锻长板”，增强开辟新战场、创造新主动的胆识和气魄，甚至敢于努力“卡别人脖子”。
    这方面陕西已有不少成功案例。调研小组通过走访了解到，阎良依托军机研发资源，形成了覆盖军用大飞机、90%以上军用无人机的产业体系；杨凌立足农业科研优势，建立以小麦、油菜为代表的生物育种创新体系；榆林围绕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与耦合替代，打造了高端化学品和低碳化发展模式。“积极搭建要素流动的桥梁、探索组织战略科技任务的路径、凝聚央地科技创新的合力，是西部地区发挥科创独特优势、提升经济内生动力的必由之路。”王伟龙表示。
    通过调研，组员们发现，要突破“卡脖子”技术，就要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举国体制，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支持高技术产品的替代迭代，进一步突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产学研各有优势。例如，调研组走访的西咸新区翱翔小镇由科为集团与西工大、西咸新区共同打造。西咸新区提供土地和规划，通过优惠政策吸引产业和人才；科为集团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营；西工大整合优势学科，成立跨学科交叉科研机构。三者优势整合，推动无人机产业快速发展。

科研势能转动能
要理顺激励作用逻辑

    “充分释放陕西等西部地区蛰伏的科研潜能，关键在于完善体制机制，高效配置与其科研基础相适应的创新资源。”王伟龙表示。
    “对东部发达地区的科创相关所得税等优惠实际上应该适用于全国，在竞争性科研项目资金之外，也需要适度分拨科研资金向后发地区倾斜。要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全球科技创新集群领先地区，与西部科技创新欠发达地区形成对口支援机制。”调研组从宏观政策层面分析可推动西部地区提升科创能力的“实招”。
    在与众多西部科研工作者交谈过后，王伟龙总结提炼他们遇到的困难，如提出要建立与科技创新复杂智力劳动相匹配的年薪制、项目工资制等薪酬体系，支持后发地区健全子女教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税收优惠等制度，项目评审以科研年龄代替实际年龄限制等。
    “科技创新是关于人的学问，如何组织人、激励人、实现人的价值才是关键所在。只有为科技领军人才提供更大探索空间，理顺宏观政策对普通科技工作者的激励链条和作用逻辑，才能系统激发科技创新的底层活力。”王伟龙感叹地说。
    东部地区现成的先进管理经验也可以在西部地区得到普及。例如，自由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科技项目要分类评价，应用研究成果以用户评价、市场检验和第三方评价为主，科技成果的定价应丰富协议定价、挂牌交易、拍卖、资产评估等各种模式……一句话，让科研成果在市场上得到正确的定价，让科创人才获得相应的财富，科研的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
    通过走访调研，组员们认为西部科创要突破“天花板”，一定要打破产学研合作梗阻壁垒。例如，吸引国外高端创新机构在西部设立研发中心，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允许科研人员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保留基本待遇创业。
    “办法总比困难多，”王伟龙告诉本报记者，“关键是要把握技术创新自身规律，深化对西部地区自身禀赋优势和定位的认识，切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阻滞，推动西部地区将科研势能真正转化为技术突破的强大动能。”